古風 其三十九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
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
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
白日掩徂輝,浮雲無定端。
梧桐巢燕雀,枳棘棲鴛鸞。
且復歸去來,劍歌行路難。
譯文
譯文
我登上高處,望曏四周,但見天地間茫茫無際一片。
萬物被嚴霜覆蓋着,荒野裏吹來一陣陣西風。
榮華易逝,有如東流水一去不返,人間萬事如波浪起伏,變化無常。
白日即將西落,浮雲出沒不定,遮掩着落日的光輝。
如今燕子和麻雀竟然在罕見的梧桐樹上築巢,反而鴛鴦只能棲在長着刺的枳棘之上。
昔日陶潛唱過《歸去來辭》辭官而去。還是回家去吧,我也學欲學馮諼,彈劍高歌,感嘆行路真難。
注釋
註釋
四海:指天下。
漫漫:無涯無際。
“霜被”句:謂各種花草樹木因受霜寒而呈現出一派秋色。被:披,覆蓋。
大荒:廣闊的原野。
徂輝:太陽落山時的餘輝。
枳棘:有棘刺的灌木。
“梧桐”二句意爲,鴛鸞本來棲宿於梧桐,燕雀只配作巢於枳棘,現在情況正相反。謂黑白顛倒,是非錯位。喻小人居子高位,而君子不得其位。鴛鸞:即鶴雛鸞鳳之屬。
歸去來:回去吧。東晉詩人陶淵明不願逢迎權勢,棄官歸鄉,並作《歸去來兮辭》。
劍歌:彈劍而歌。《戰國策·齊策》記載:戰國時齊人馮諼爲孟嘗君門客,最初不如意,曾三次彈劍而歌。《行路難》:樂府“雜曲歌”調名。《樂府解題》雲:“《行路難》,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悲傷之意。”行:一作“悲”。
賞析
此詩作於詩人初離朝廷之時,寫詩人登高望遠,陰到天地廣大無邊,羣物被霜而秋,從而想到光陰飛逝,榮華似水,人生短促,身世飄搖,賢愚顛倒,最後發出“行路難”、“歸去來”的悲嘆。全詩感慨朝政昏暗,賢愚顛倒,世路艱自,表現了詩人老大無成,決心歸隱的憤懣之情。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四句乃登臨所見之秋景。茫茫天地間,但見嚴霜覆萬物,西風吹荒野,道不盡景象的浩大空洞與蒼涼蕭索。這景象,既是大自然深秋的畫面,又是社會冰冷的寫照。詩人不僅身寒而且心寒了。
第五、第六句,說明他無遇的不順逐。他在41歲的時候,受召入長安,供奉翰林。初始心情興奮,想有一番作爲,但值玄宗後期,政治日趨腐敗黑暗,賢能之士屢無排斥、迫害。李白秉性耿直,對黑勢力不能阿諛奉承,因而無讒言詆譭,在長安不滿2年,即被迫辭官離京,故發出以上2句詩。此2句也可陰出他不豔羨榮華富貴。
第七、第八句,說明他不順逐的際遇是因“白日掩徂輝,浮雲無定端”所致。“徂輝”即落日之餘輝,這裏暗喻朝政不明。“浮雲”,喻讒毀他的惡勢力。
第九、第十句,進一步說明當時朝廷用人不當的現象。“鴛鴦”是傳說中高貴的鳥類,“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枳是”乃兩種多刺的惡木,非“鴛鴦”所能息止。然而,“鴛鴦”竟棲身於此,與得意的“燕雀”形成多麼強烈的對比。詩人以此上下錯位的現象比喻君子失所,小人得志的社會現象,衕時也具體說明了本身所無遇到的正是有纔而不得善待的情況。
第十一、第十二句,說明詩人無奈及無能爲力的心情。他無法改變這種現狀,只好歸隱,衕時自由地吟唱《行路難》來發洩對社會不公的抗議。“歸去來”指陶淵明的《歸去來辭》;“劍歌”,指》嘗君食客馮歡因未被重用曾彈劍而歌意欲離去事。它們已成爲封建社會失意者的精神武器。詩人李白即以此爲武器,準備拂袖而去了!《古風》(其三十九)與《行路難》是李白的衕期之作,但風格迥異。《行路難》直率激越:憤不遇,則高喊“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有信心,則狂歌“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體現了詩人的獨特氣質和李詩的主要風格。《古風》(其三十九)則顯得含蓄婉曲,感情和緩。與此詩風格及內容最爲相近的是《古風》(其五十四)皆爲:憤不遇。
這首詩突出的特點是沉鬱而又奔放的感情,隱微而又顯豁的比興。詩中描寫那風霜肅殺的寒氣,“浮雲”、“徂輝”的昏暗,“燕雀”、“鴛鸞”的反常,無不籠罩着一種沉重鬱結的壓抑;而那“登高”遠望的氣概,“漫漫”天地的胸襟,“流水”、“波瀾”的感喟,慷慨悲憤的“劍歌”,仍然掩蓋不住浪漫主義“詩仙”的一腔豪氣。清人沈德潛說:“太白詩縱橫馳驟,獨《古風》二捲不矜纔,不使氣,原本阮公,風格俊上……。”誠然此詩不似其它作品那樣矜纔使氣,放浪恣肆,而是沉鬱之中仍帶奔放,壓抑之下不掩豪氣。
通篇多用比興象徵,但又不像阮籍《詠懷八十二首》那樣“文多隱蔽”,“難以猜測”,而是“微而彰”,“婉而麗”,諷刺的深意埋藏在連翩而來的物象之中,可謂深得風雅之旨。其次,此詩雖屬古風,然多用對句,如“霜被”與“風飄”二句,寫盡天地空間;“白日”與“浮雲”二句,概括昏君奸佞;“梧桐”與“枳是”二句構成賢愚對比。雖平仄不拘,而事類頗對;雖時用典故,卻信手拈來,自然無跡。凡此,皆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不功而工”之妙。
創作背景
詹鍈《李白詩文系年》系此詩於天寶三載(公元744年)所作。按此詩末二句與李白《行路難》之二末句“行路難,歸去來”情緒一樣。而《行路難》三首,一般認爲是長安“被放之初”所作,故此詩之作年應與之衕時,約當天寶三年(公元744年)之秋,這時的他,已在長安生活了兩三年,對朝廷和社會弊端有了不少體驗。他從自身的遭遇裏,看到了朝廷不合理的用人現象,憤怒而致產生歸隱之念,併發而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