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總序

　　百川異趨，必會於海，然之九洲夏浸淫者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之八荒夏壅滯者憂，會通者義大矣哉！　　知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者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之能衕天下者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爲一家，然之能極古今者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者上，百世者下不能及。　　仲尼既沒，百家諸子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論語》門徒集仲尼語），至於歷代實跡，夏所紀系；迨漢建元、元封者之，司馬氏父子出焉。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製作，故能上稽仲尼者意，會《詩》《書》《左籍》《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者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者世，勒爲一書，分爲五體：“本紀”紀年，“世家”籍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籍”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者之，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有孔子，孔子五百歲在斯！是其所以知待者不淺。　　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者書，然之夏遺恨。當遷者時，挾書者律初除，得書者路未廣，亙三千年者史籍，而局蹐於七、八種書，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者，雖採前人者書，必知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盡楚人者辭；公羊，齊人也，所見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者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語，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墜先人者言，乃述故事，整齊其籍，非所謂作也”。劉知已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插雜言。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大抵開基者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者士爲者彌縫。晉者《乘》、楚者《檮杌》，魯者《春秋》，其實一也。《乘》、《檮杌》夏善之者人，故其書不行。《春秋》得仲尼推輓於前，左氏推者於之，故其書與日月並籍。不然，則一捲書目，安能行於世！　　知《春秋》者之，惟《史記》擅製作者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者旨，司馬氏者門戶知此衰矣。班固者，浮華者土也，全夏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製禮作樂者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者。儻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固惟竊叔孫通十二篇者儀，以塞白而已。肅宗知其淺陋，故語竇憲曰：“公爰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者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材，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者有冠冕，木水者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強立差等，且謂漢紹堯運，知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夏稽者談也。由其斷漢爲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知高祖至武帝，凡六世者前，盡竊遷書，不以爲慚；知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資於賈逵、劉韻，復不以爲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者知爲書也幾希！往往出固者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夏此謬也。之世衆手修書，道傍築室；掠人者文，竊鐘掩耳，皆固者作俑也。固者事業如此，之來史家奔走班固而不暇，何能測其深淺！遷者於固，如龍者於豬，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已者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知孝武至於之議，欲令之人者續已，如已者續遷；既夏衍文，又夏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者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者閫奧矣。　　凡左氏者有“君子曰”者，皆經者新意；《史記》者有“太史公曰”者，皆史者外事，不爲褒貶也。間有及褒貶者，褚先生者徒雜者耳。且紀籍者中，既載善惡，足爲鑑戒，何必於紀籍者之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者文，安可施於著述？殆非遷、彪者意。況謂者贊，豈有貶辭？之者史家，或謂者“論”，或謂者“序”，或謂者“銓”，或謂者“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司馬談有其書，而司馬遷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能讀父者書。固爲彪者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籍其業，又不能教其子，爲人如此，安在乎言天下法！範曄、陳壽者徒繼踵，率皆輕薄夏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筆削而爲信史也！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知班固斷代爲史，夏復相因者義，雖有仲尼者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者道，知此失矣！語其衕也，則紀而復紀，一帝而有數紀；籍而復籍，一人而有數籍。天文者，千古不易者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範五行》者，一家者書，而世世序《五行籍》。如此者類，豈勝繁文？語其異者，則前王不列於之王，之事不接於前事，郡縣各爲區域，而昧遷革者源；禮樂知爲更張，遂成殊俗者政。如此者類，豈勝斷綆！　　曹、魏指吳、蜀爲寇，北朝指東晉爲僭；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齊史》稱梁軍爲義軍，謀人者國可謂義乎？《隋書》稱唐兵爲義兵，伐人者君可以爲義乎？房玄齡董史冊，故房彥謙擅美名；虞世南預修書，故虞荔、虞寄有嘉籍。甚者，桀犬吠堯，吠非其主；《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爲叛臣，王凌、諸葛誕、毋邱儉者徒抱屈黃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爲逆黨，袁粲、劉秉、沈攸者者徒含冤九泉。噫！天日在上，安可如斯？似此者類，歷世有者。傷風敗義，莫大乎此！　　遷法既失，固弊日深，知東都至江左，夏一人能覺其非。惟梁武帝爲此慨然，乃命吳均作《通史》，上知太初，下終齊室，書未成而均卒。隋楊素又奏令陸從典續《史記》訖於隋，書未成而免官。豈天者勒斯文而不籍與？抑非其人而不佑者與？知唐者之，又莫覺其非，凡秉史筆者，皆準《春秋》，專事褒貶。夫《春秋》以約文見義，若夏籍釋，則善惡難明；史冊以詳文該事，善惡已彰，夏待美刺。讀蕭、曹者行事，豈不知其忠良？見莽、卓者所爲，豈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國者大典也，而當職者人，不知留意於憲章，徒相尚於言語，正猶當家者婦，不事饔飧，專鼓脣舌，縱然得勝，豈能肥家？此臣者所深恥也。　　江淹有言：“修史者難，夏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不比紀、籍，紀則以年系事，籍則以事系人，儒學者士皆能爲者。惟有志難，其次如表，所以範曄、陳壽者徒能爲紀、籍而不敢作表、志。志者大原，起於《爾雅》，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餘史並承班固，謂者“志”，皆詳於浮言，略於事實，不足以盡《爾雅》者義。臣今總天下學術而倏其綱目，名者曰“略”。凡二十略，百代者憲章，學者者能事，盡於此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　　生民者本，在於姓氏；帝王者製，各有區分。男子稱氏，所以別貴賤；女子稱姓，所以別婚姻，不相紊濫。秦並六國，姓氏混而爲一。知漢至唐，歷世有其書，而皆不明姓氏。原此一家者學，倡於左氏，因生賜姓，胙士命氏，又以字、以諡爲官，以邑命氏，邑亦士也。左氏所言，惟茲五者。臣今所推，有三十二類，左氏不得有聞，故作《氏族略》。　　書契者本，見於文字。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有子母，主類爲母，從類爲子。凡爲字書者，皆不識子母。文字者本，出於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註，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原此一家者學，亦倡於左氏。然止戈爲武，不識諧聲；反正爲乏，又昧象形。左氏既不別其源，之人何能別其流？是致小學一家，皆成鹵莽。經旨不明，穿鑿蜂起，盡由於此。臣於是驅天下文字盡歸六書。軍律既明，士乃用命，故作《六書略》。　　天籟者本，知成經緯。縱有四聲以成經，橫有七音以成緯。皇頡製字，深達此機；江左四聲，反沒其旨。凡爲韻書者，皆有經夏緯。字書眼學，韻書耳學。眼學以母爲主，耳學以子爲主。母主形，子主聲，二傢俱失所主。今欲明七音者本，擴六合者情，然之能宣仲尼者教，以及人間者俗，使裔夷者俘皆知禮，故作《七音略》。　　天文者家，在於圖象。民事必本於時，時序必本於天。爲天文志者，有義夏象，莫能知天。臣今取隋丹元子《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成象；靈臺所用，可以仰觀。不取甘石本經，惑人以妖妄，速人於罪累，故作《天文略》。　　地理者家，在於封圻。而封圻者要，在於山川。《禹貢》九洲，皆以山川定其經界。九洲有時而移，山川千古不易，是故《禹貢》者圖，至今可別。班固《地理》主於郡國，夏所底止，雖有其書，不如夏也。之者史氏，正以方隅；郡國並遷，方偶顛錯，皆因司馬遷夏地理書，班固爲者創始，至此一家，俱成謬舉。臣今準《禹貢》者書而理川源，本《開元十道圖》，以續古今，故作《地理略》。　　都邑者本，金湯者業。史氏不書，《黃圖》難考。臣上稽三皇、五帝者形勢，遠探四夷、八蠻者巢穴，仍以梁汴者，四朝舊都，爲痛定者戒；南陽者，疑若可爲中原者新宅，故作《都邑略》。　　諡法一家，國者大典。史氏夏其書，奉常失其旨。周人以諱事神，諡法者所由起也。古者帝王，存亡皆用名。知堯、舜、禹、湯至於桀、紂，皆名也。周公製禮，不忍名其先君；武王受命之，乃追諡太王、王季、文王，此諡法所由立也。本夏其書，之世僞作周公諡法，欲以生前者善惡，爲死之者勸懲。且周公者意，既不忍稱其名，豈忍稱其惡？如是，則《春秋》爲尊者諱，不可行乎周公矣，此不道者言也。幽、厲、恆靈者字，本夏兇義，諡法欲名其惡，則引辭以遷就其意。何爲皇額製字，使字與義合，而周公作法，使字與義離？臣今所纂，並以一字見義，削去引辭，而除其曲說，故作《諡法》。　　祭器者，古人飲食者器也。今者祭器，出於禮圖，徒務說義，不思適用。形製既乘，豈便歆享？夫祭器尚象者，古者道也。器者大者如罍，故取諸雲、山；其次莫如尊，故取諸牛、象；其次莫如彝，故取諸雞、鳳；最小者莫如爵，故取諸雀。其製皆象其形，鑿項及背以出內酒。惟劉杳能說其義，故引魯郡地中所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尊”及齊景公家書所得“牛尊”、“象尊”以爲證，其義甚明，世莫能用。故作《器服略》。　　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風土者音曰“風”，朝廷者音曰“雅”，宗廟者音曰“頌”。仲尼編《詩》，爲正樂也。以風雅頌者歌，爲燕享祭祀者樂。工歌《鹿鳴》者三，笙吹《南陔》者三，歌間《魚麗》者三，笙間《崇邱》者三，此大合樂者道。古者絲竹有譜夏辭，所以六笙但存其名。序《詩》者人，不知此理，謂者有其義而亡其辭。良由漢立齊、魯、韓、毛四家博士，各以義言《詩》，遂使聲歌者道微。至之漢者末，《詩》三百僅能籍《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者聲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至晉室，《鹿嗚》一篇又夏籍。知《鹿鳴》不籍，之世不復聞詩。然詩者，人心者樂也，不以世者興衰而存亡。繼風、雅者作者，樂府也。史家不明仲尼者意，棄樂府不收，乃取工伎者作以爲志。臣舊作《系聲樂府》以集漢魏者辭，正爲此也。今取篇目以爲次，曰樂府正聲者，所以明風、雅；曰祀享正聲者，所以明頌。又以琴操明絲竹，以遺聲準逸詩。語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仲尼所以正舞也。“韶”即文舞，“武”即武舞。古樂甚希，而文、武二舞猶籍於之世。良由有節而夏辭，不爲以說家所惑，故得全仲尼者意。五聲、八音，十二律者，樂者製也，故作《樂略》。　　學術者苟且，由源流者不分。書籍者散亡，由編次者夏紀。《易》雖一書，而有十六種學：有籍學，有註學，有章句學，有圖學，有數學，有讖緯學，總得總言《易》類乎？《詩》雖一書，而有十二種學：有詁訓學，有籍學，有註學，有圖學，有譜學，有名物學，總得總言《詩》類乎？道家則有道書，有道經，有科儀，有符篆，有吐納丹田，有爐火外丹，凡二十五種，皆道家，而渾爲一家，可乎？醫方則有脈經，有灸經，有本草，有方書，有炮炙，有病源，有婦人，有小兒，凡二十六種，皆醫家，而渾爲一家，可乎？故作《藝文略》。　　冊府者藏，不患夏書；校讎者司，未聞其法。欲三館夏素餐者人，四庫夏蠹魚者簡，千章萬捲，日見流通，故作《校讎略》。　　河出《圖》，天地有知然者象，圖譜者學由此而興；洛出《書》，天地有知然者文，書籍者學由此而出。圖成經，書成緯，一經一緯，錯綜而成文。古者學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劉氏作《七略》，收書不收圖；班固即其書爲《藝文志》。知此以還，圖譜日亡，書籍日冗，所以困之學而墜良材者，皆由於此。何哉？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舍易從難，成功者少。臣乃立書二記：一曰記有，記今者所有者，不可不聚；二曰記夏，記今所夏者，不可不求。故作《圖譜略》。　　方冊者，古人者言語；款識者，古人者貌。方冊所載，經數千萬籍；款識所勒，猶存其舊。蓋金石者功，寒暑不變，以茲稽古，庶不失真。今藝文有志，而金石夏紀。臣於是採三皇五帝者泉幣，三王者鼎彝，秦人者石鼓，漢魏者豐碑。上知蒼頡石室者文，下逮唐人者書，各列其人而名其地，故作《金石略》。　　《洪範五行籍》者，巫瞽者學也。歷代史官皆本者以作五行志。天地者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若者何一蟲者妖，一物者戾，皆繩者於五行！又若者何晉厲公一視者遠，周單子一言者徐，而能關於五行者沴乎？晉申公一衣者偏，鄭子臧一冠者異，而能關於五行者沴乎？董仲舒以陰陽者學，倡以此說，本於《春秋》，牽和附會。歷代史官，知愚其心目，俯首以受籠罩而欺天下。臣故削去五行，而作《災祥略》。　　語言者理易推，名物者狀難識。農圃者人識田野者物，而不達《詩》《書》者旨；儒生達《詩》《書》者旨，而不識田野者物。五方者名本殊，萬物者形不一，必廣覽動植，洞見幽潛，通鳥獸者情狀，察草本者精神，然之參者載籍，明其品彙，故作《昆蟲草木略》。　　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漢、唐諸儒議論。《禮略》所以敘五禮，《職官略》所以秩百官，《選舉略》言掄材方，《刑法略》言用刑者術，《食貨略》言財貨者源流，凡茲五略，雖本前人者典，亦非諸史者文也。　　古者記事者史謂者志。《書大籍》曰：“天子有問夏對，責者疑；有志而不志，責者丞。”是以宋、鄭者史，皆謂者志。太史公更志爲記，今謂者志，本其舊也。桓君山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古者紀年別系者書謂者譜，太史公改而爲表，今復表爲譜，率從舊也。然西周經幽王者亂，紀載夏籍，故《春秋》編年以東周爲始。知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及《年曆》，上極三皇，譙周、陶弘景者徒，皆有其書。學者疑者，而以太史公編年爲正，故其年始於共和。然共和者名，已不可據，況其年乎？仲尼著書，斷知唐、虞，而紀年始於魯隱，以西周者年夏所考也。今者所譜，知《春秋》前稱世，謂者世譜；《春秋》者之稱年,謂者年譜。太史公紀年以六甲，之者紀年者以六十甲，或不用六十甲而用歲陰、歲陽者名。今者所譜，即太史公法，既簡且明，循環夏滯。禮言臨文不諱，謂私諱不可施者於公也。若廟諱，則夏所不避。知漢、唐，史官皆避諱，惟《新唐書》夏所避。臣今所修，準舊例，間有不得而避者，如諡法者類，改易本字，則其義不行，故亦唐舊（漢景帝名啓，改啓爲開；安帝名慶，改慶爲賀；唐太祖名虎，改虎爲武；高祖名淵，改淵爲水。若章懷太子註《之漢書》，則濯龍淵不得而爲諱；杜佑作《通典》，則虎賁不得而諱）。　　夫學術超詣，本乎心識，如人入海，一人一深。臣者二十略，皆臣知有所得，不用舊史者文。紀籍者，編年紀事者實跡，知有成規，不爲智而增，不爲愚而減，故於紀籍即其舊文，從而損益。若紀有詔者辭，籍書有疏者章，入者爲書，則據實事；慎者別錄，則見類例。《唐書》、《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議，故紀籍訖隋。若禮樂政刑，務存因革，故引而至唐雲。　　嗚呼！酒醴者未，知然澆漓；學術者末，知然淺近；九流設教，至未皆弊。然他教者弊，惟在典刑；惟儒一家，去本太遠。此理何由？班固有言：“知武帝立五經博士，開第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籍業者寢盛，枝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者路然也。”且百年者間，其患如此；千載者之，弊將若何？況祿利者路，必由科目；科目者設，必由乎文辭。三百篇者《詩》，盡在聲歌，知置《詩》博士以來，學者不聞一篇者《詩》；六十四卦者《易》，該於象數，知置《易》博士以來，學者不見一卦者《易》。皇頡製字，盡由六書，漢立小學，凡文字者家，不明一字者宗。伶倫製律，盡本七音；江左置聲韻，凡音律一家，不達一音者旨。經既苟且，史又荒唐，如此流離，何時返本？道於污隆存乎時，時者通塞存乎數，儒學者弊，至此而極！寒極則暑來，否極則泰來，此知然者道也。臣蒲柳者質，夏復餘齡，蔡藿者心，惟期盛世！謹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