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鬥先生傳

王績一生橫跨隋唐兩代，目睹了統治者的暴虐，經歷了隋末農民戰爭的洗禮。歷史的巨大變革，人生的榮辱遽變，沉重地撞擊着他的靈魂，促使他對社會人生產生了深刻的理性之思，因此創作了此文。

這篇散文開篇先交待名號“五鬥先生”的來源，然後介紹自己嗜酒的原因，最後他批評爲養生而著論的嵇康、爲途窮而哭返的阮籍，表明自己遠離生世之擾，擺脫萬物之累的決心。這篇散文屬於自傳性小品，短小精悍，字字珠璣。

　　魯迅先生曾感嘆：“批評一個人的言行實在難”（《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就以王績的《五鬥先生傳》來說，如果說這是他自己爲自己寫的“傳”，無庸置疑，王績就是一位“絕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有仁義厚薄””萬物不能縈心”，只知醉酒的糊塗先生。如果能這樣論定，而且其結論又可靠，是很容易，可是事實並非如此簡單。

　　首先，這自號“五鬥先生”的王績本非如此，他對自己的一生曾經作過比較全面的回顧：“弱齡慕奇調，無事不兼修……明經思待召，學劍覓封侯。棄絹頻北上，懷刺幾西遊”（《晚年敘志示翟處士》）。可見他本與一般出身世家的青年一樣，深受儒學教養，滿懷建功立業的壯志，而且也頗有纔氣，“君性好學，博聞強記……陰陽曆數之木，無不洞曉”（呂纔《東皋子集》序）。可生活給予他的只是“纔高位下”，失意的情懷，簡放的個性，仕途的險惡，加之隋末唐初的社會動亂，纔使他萌發出退隱的念頭，但排難解紛，有所作爲的希望，也還未完全泯滅，這就是他所說的“中年逢喪亂，非復昔追求……解紛曾霸越，釋難頗存周”（《晚年敘志示翟處士》）。真正絕意仕途，皈依自然，還是四十幾歲以後的事情，所謂“晚歲聊長想，生涯太若浮。歸來南畝上，更坐北溪頭……自有居長樂，誰知身世憂”（衕上）。於是乎釋、道，尤其是道家思想，便成了他觀照世界和人生的哲學。然而生活畢竟是現實的，那種“絕思慮，寡言語”，“萬物不能縈心”等等，總是很難辦到的。他在“一飲五鬥”之外，也要考慮到家庭的生計、子女的婚嫁，這就如他在《獨坐》中寫的：“問君樽酒外，獨坐更何須？有客談名理；無人索地租。三男婚令族，五女嫁賢夫……”。他還說過“物外知何事，山中無所有。風鳴靜夜琴，月照芳春酒。直置百年內，誰論千載後。張奉娉賢妻，老萊藉嘉偶。孟光倘未嫁，梁鴻正須婦”（《山中敘志》）。有琴有酒，尚嫌不足，還想娶一位賢淑的妻子共衕偕隱。除了這些之外，他還要寫詩作文，這都是很現實的。但是，正是這種現實纔給他帶來了另外一面，那就是失意的苦悶，與解脫苦悶的思考。“古來纔命兩相妨”，如今的境遇證明了個人的命運是無法把握的。不過就算是帝王將相，君不見有漢一代曾經是“何其赫隆盛，自謂保靈長。歷數有時盡，哀平嗟不昌。……金狄移灞岸，銅盤曏洛陽。君王無處所，年代幾荒涼”（《過漢故城》）。興衰更易，滄海桑田，亦是“忽焉而去，倏然而來，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既然是來不可阻，去不可留，一切在“天”，在“地”，在自然，那麼萬物自然不必“縈心”，也沒有什麼苦悶可言。這就是他所見到的“天下”，以及他認爲生活在這樣的“天下”應持的態度。由此觀之，嵇康大談“養生”，阮籍途窮而哭，實在是多餘的，因爲性命非善求可得，途亦無所謂窮通，“盛衰自有時，聖賢未嘗屑”（《古意六首》）。所以“聖人”就處於“昏昏默默”的境界，一切不知，一切不談，委身自然。但是，並非人皆“聖賢”，王績大概也不敢自封“聖賢”，那要進入“聖人所居”的境，就要回到原來的命題上，只有“以酒德遊於人間”，做“五鬥先生”，長醉不醒，纔可以“昏昏默默”，“不知所如”了。那麼自號“五鬥先生”的王績，是否完全進入了這個境界，前面已經說過——沒有。因此，要說這傳中的形象，就是王績的真貌，恐怕不妥；要說與他無關，也不準確，因爲他畢竟是一位“平生唯酒樂，作性不能無”（《田家三首》）的“鬥酒先生”；比較客觀地看，這裏有他的一些“影子”，而更主要的是在於表現他晚年對老莊哲學的追求與嚮往。這追求與嚮往又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遁世傷時，保全自己，與苦悶憤懣，牢騷不平等等思想感情的複合體。

　　五鬥先生是本文的傳主，但不能就此認定是作者的小傳，不過文中確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五鬥先生絕塵脫俗，渾身道家風韻，一切順其自然，物我皆忘，竟是在“醉鄉”中尋覓到了快樂的活法。他期望“昏昏默默”的境界，然而又只有藉助於酒，纔能追求到這樣的境界。這便是一個力圖擺脫塵世煩惱者的幸與不幸。由此也可以看出本文的主旨不僅僅是宣揚飲酒的妙處。

這篇文章開篇先交待名號“五鬥先生”的來源，然後介紹自己嗜酒的原因，最後他批評爲養生而著論的嵇康、爲途窮而哭返的阮籍，表明自己遠離生世之擾，擺脫萬物之累的決心。此文屬於自傳性小品，短小精悍，字字珠璣，將個人的嗜慾、志曏敘述得曲折盡情、將社會人生的哲理性思考表達得含蓄而深刻、將其崇尚的老莊思想闡發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