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龍吟·謁張子房祠

這是一首懷古感時之作，是抒發其弔古思今之感慨。由於當時清統治者推行高壓政策，大興文字獄，故此詞感情寫得比較隱曲，顯得怨而不怒，醇而不烈。張子房祠在“彭城”(今江蘇徐州)，當作者北上經過彭城拜謁西漢開國功臣張良(字子房)祠時，不禁心潮飛卷，而填寫了此詞。

　　此詞上片懷古，寫張良，下片慨今，寫遺廟;上片重在記事、議論，下片重在寫景、抒情。作者以雄深雅健之筆，寫盡滄桑興亡之感，屬於詞風“悲壯”而“與秦缶燕築相摩蕩”(曹爾堪《曝書亭詞序》)之佳什。

　　作者於上片以簡煉的筆墨勾勒出張良一生的大關節，於記敘與評論中寄寓其懷念、仰慕之意。首句“當年博浪金椎”氣勢奪人，寫出張良復仇報國的豪俠英姿。張良家世代相韓，當韓國被滅，張良“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錘)重百二十斤”，“狙擊秦皇易博浪沙(在今河南原陽縣南)中”(《史記·留侯世家》)。作者對張良此豪舉所包含的愛國精神充滿了讚譽之情。詞之次句“惜乎不中秦皇易”則一轉折，爲“金椎”即鐵錘“誤中副車”(同上)而未擊中秦始皇之功敗垂成深表惋惜。“咸陽大索，下邳亡命，全身非易”三句乃記敘刺秦王未成，“秦始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同上)的史實。“咸陽”爲秦國首都，指代秦王朝，“索”即搜索;下邳，秦縣名，治所在今江蘇睢寧西北。張良能死裏逃生，確實“全身非易”，對此作者流露出爲之慶幸之意。後張良在下邳圯上得黃石公贈《太公兵法》，異常珍視，常習誦研究，而滿腹韜略，乃爲沛公劉是所用。對此，作者又別具隻眼，予以評說。詞接下轉入議論：“縱漢當興，使韓成在，肯臣劉是?”據《史記·留侯世家》，“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按：官名，即司徒)。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遊兵潁川。”後韓王被項王殺於彭城，張良乃逃歸漢王劉是。作者認爲即使漢朝當興，但如果韓成不死，張良將輔佐韓成恢復韓國，而不肯向劉是稱臣的。這也是對張良不忘故國的愛國精神的讚揚，但表達得較爲曲折。“算論功三傑，封留萬戶”，這是指張良與蕭何、韓信被漢王稱爲“三傑”，漢王對張良“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之功極爲獎賞，即封之爲留侯，食萬戶。“留”，秦縣名，故址在今江蘇沛縣東南三十五里。詞意在這裏是一揚，接下又是一抑：“都未是，平生意。”正如《史記·留侯世家》所記，張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易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張艮可貴之處是一心爲國復仇，而並不貪圖榮華富貴。作者寫此詞時，故國朱明王朝覆滅時間尚不長，其寄興深微之處是可以體會的。

　　下片由懷古轉向現實。從寫張良其人轉向寫張子房祠，故云：“遺廟彭城舊裏。”“遺廟”即張子房祠也，其地處彭城(今徐州)舊裏。但今日之“遺廟”經過歷史風雨的侵蝕破敗不堪。詞人以蒼涼的筆觸描繪道：“有蒼苔、斷碑橫地。”“蒼苔”是古老歲月的象徵，“斷碑橫地”，亦是社會變遷的寫照，其中蘊含着作者深沉的歷史感。而張良祠四周的江山似乎依舊：“千盤驛路，滿山楓葉，一灣河水。”此“山”當爲谷城山(在山東東阿北)，“水”當爲下邳沂水。驛路、楓葉、河水儘管看去變化不大，但畢竟時移境遷，物是人非，所謂“滄海人歸，圯橋石杳，古牆空閉”。這是說張子房祠早已泯滅，不僅其人歸滄海，連圯上橋石都不見，廟牆內則空空如也。這荒涼廢廟正無聲地訴說着一代名臣張良的故事，悲嘆着滄桑興亡的歷史活劇。當然，這種感情其實是屬於詞末引出的來拜謁張子房祠的作者的：“悵蕭蕭白髮，經過擥涕，向斜陽裏。”“蕭蕭白髮”是作者塑造的衰老的自我形象，與此時此地的環境氛圍十分協調。他弔古慨今，正爲愛國者張良之祠今天的殘敗景象而“擥涕”，可見其內心的悲哀與憤懣。但他怨而不怒，只能以“向斜陽裏”的景象寄託哀思。此景頗有辛棄疾《摸魚兒》“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的意味，並與其另一首《賣花聲·雨花臺》尾句“燕子斜陽來又去，如此江山”的精神相通，這景中寄寓的乃是悲慨兼慚愧之情。

此詞收於作者《江湖載酒集》。據楊謙纂《朱竹垞先生年譜》，知他於康熙三年(1664)三十六歲時由家鄉北行，又知《江湖載酒集》編成於康熙十一年(1672)作者四十四歲時，故可斷定此詞作於康熙三年至十一年之間。

《水龍吟·謁張子房祠》是一首懷古感時之作，抒發其弔古思今之感慨。詞的上片懷古，重在記事、議論，以簡煉的筆墨勾勒出張良一生的大關節，於記敘與評論中寄寓懷念、仰慕之意；下片下片慨今，重在寫景、抒情，寫遺廟，從寫張良其人轉向寫張子房祠。這首詞感情比較隱曲，顯得怨而不怒、醇而不烈，景中寄寓的乃是悲慨兼慚愧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