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後

中國歷史上，屬魏晉人士好酒如命，竹林七賢的詩歌多有提到飲酒的事蹟，陶淵明也是酒中常客，有《飲酒二十首》，可見當時人對酒的喜好。王績的這首詩開篇就將阮籍和陶淵明點出，“阮籍醒時少，陶潛醉日多”，這兩人一個“醒時少”，一個“醉日多”，極言其沉湎於飲酒的情狀。王績的多首詩中都曾大肆讚美阮籍和陶潛，他們一個是蔑視世俗的行者，一個是自由清高的隱士，其言行思想都是鬱郁不得志的王績的標桿。王績醉後賦詩仍不忘前者，足見他對這二人的身世有感衕身受、衕病相憐之嘆。
“百年何足度”，詩人自問自答：“乘興且長歌。”在王績看來，飲酒以至大醉，既能幫人紓解現實的煩惱，又能催生文思，開啓詩興。雖然詩人流露出人生苦短要及時行樂的思想，但這與他濟世安邦的初衷畢竟背道而馳，這是他仕途不遇後的無奈選擇。雖然他作出了歸隱山林的決定，“迴歸到了精神貴族的行列”，但還是難以完全擺脫失意的困擾。所以，詩酒“乘興”中未必沒有仕途“敗興”。
此詩淳樸直率，措辭樸素，鮮作修飾，脫離了六朝習氣，又擺脫了當時宮廷詩的“精英”氛圍，真摯而疏放，大有魏晉高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