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論·論文

建安時代，由於曹操招賢納士，文人羣集於鄴下(今河北省臨漳縣) ，形成一個文學集團。其時曹操忙於軍政大事，曹植比較年輕，而曹丕和這些文人“出則連輿，止則接席” (曹丕《與吳質書》) ，一衕切磋詩文，相處密切。因此，他便成爲“鄴下風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學繁榮、創作經驗不斷積累和交流的情況下，文學理論研究有了基礎，曹丕的文學思想逐漸孕育成熟; 衕時，作家們也急需理論指導，於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專論《典論·論文》便應運而生了。

　　這篇評論一開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種積習：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隨即舉例說明：傅毅與班固相比，文纔相差不遠，在“伯仲之間”，但是班固卻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寫起文章來沒完沒了，不能很好地駕馭文字。作者在舉這個事例時，就表明了自己的觀點，在敘述中寓批評之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輕”的原因，指出人們善於看到自己的長處，而文章並非只有一種體裁，能把各種體裁的文章都寫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看問題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輕”。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輕”的原因之後，又舉出一個諺語來說明問題，“裡語曰： ‘家有弊帚，享之千金。’ 斯不自見之患也。”作者指出，這是看不見自己短處的弊病。文章至此爲第一段。在這一段中，批評“文人相輕”，先說那些文人善於看到自己的長處，再說他們看不見自己的短處，從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交錯論述，只寥寥數語，就把問題講得很清楚。不過，曹丕論文，爲什麼首先批評“文人相輕”的積習呢? 因爲這種積習，妨礙相互研究和取長補短，不利於文學的繁榮。而在曹丕看來，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所以對於這種妨礙文學繁榮的“文人相輕”的積習，一開始就提出批評。

　　第二段開始，遂舉出建安七子。曹丕認爲這“七子” “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就是說他們無所不學，爲文不因襲別人，能夠創新。又說他們都自以爲是能日行千裡的良馬，仗着自己的纔能，步伐一致地並肩馳騁，以這樣的情況而能互相佩服，誠爲難能可貴的了。這是稱讚“七子”沒有“文人相輕”的陋習。文章在上一段批評了 “文人相輕”的積習，這一段接着稱讚“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風範。一批評，一讚揚，作者的目的都在於培養一種良好的文壇風氣，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學習，以促進文學的發展，來爲“經國”服務，並求得“不朽”。至於作者自己，他認爲是能“審己以度人”的，即能夠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別人，所以能夠避免“文人相輕”的積習，而平心地寫出這篇《論文》。我們從這一段和上一段的對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變“文人相輕”、“弊帚自珍”的積習，而代之以“審己以度人”的態度來公正地評論作家。“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長於寫辭賦，徐幹的辭賦常有齊地舒緩之氣，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舉出王粲的《初徵》、《登樓》、《槐賦》、《徵思》四篇辭賦以及徐幹的《玄猿》、《漏巵》、《圓扇》、《橘賦》四篇辭賦爲例，說明即使是辭賦名家張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沒能超過它們。這是很高的評價。不過，作者隨即指出： “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王粲和徐幹對於其他體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辭賦那樣寫得好了。這裏對王粲和徐幹的評論，既看到他們的長處，也看到他們的短處。“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對於陳琳、阮瑀，作者指出他們的奏章、表文、書信之類，是當今寫得最出色的。至於別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沒有說，但不言而喻。這裏衕樣是既看到他們的長處，也看到他們的短處。不過長處實寫，短處虛寫，以實帶虛，言約意密，在修辭上是很高明的。“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 對於應瑒和劉楨的評價，從他們的文章風格着眼，各用四個字來概括其特點，兼及長處和短處，語言也極其凝練。“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對於孔融，作者說他稟性和纔氣都很高妙，有超過別人的地方; 但不善於寫理論文章，辭藻勝於說理，還常摻雜一些嘲戲的詞句。這裏對嘲戲之辭的批評，是有歷史背景的，最明顯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紹後，讓曹丕娶了袁紹的兒媳甄氏，孔融遂寫信給曹操，說： “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 ，嘲諷曹操。不過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處後，接着說，至於孔融那些寫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揚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敵的，仍堅持全面地看一個作家。至此，論文的第三段結束。在這段評論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觀點、公正的態度來對待“七子”。從“七子”現存的文章來看，曹丕的這段評論是比較合乎實際的。不過，由於歷史條件的限製，或者還有些私人關係上的原因，曹丕對“七子”的評論，也還不免有偏頗之處。例如對孔融的評價就難免夾雜一些成見。據史載，孔融起初與曹操交好，後來“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後漢書·孔融傳》)對於把文章看成“經國之大業”的曹丕來說，孔融的政治態度，當然會引起他的不滿。再加上爲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諷曹操，曹丕當然也很難堪。所以，對孔融的評論，雖力求全面，終也難免有些成見和偏頗。正如郭紹虞先生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所說： “至於他對孔融，就稱他‘不能持論，理不勝辭’ ，不免有些微辭了。”曹丕在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氣問題，接觸到文章風格和人的關係 (即與作家氣質的關係)，這是在曹丕之前不曾有人談到過的，對後來文論的發展影響很大。

　　第四段開頭，文章遙承第一段意脈，指出文學批評者的兩種錯誤態度： “常人貴遠賤近，曏聲背實，又患暗於自見，謂己爲賢。”接着再遙承“文非一體，鮮能備善”的意脈，進一步論述： “夫文，本衕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衕，故能之者偏也; 唯通纔能備其體”。作者說明，文章的本源相衕，支流各異，就是說既有共性，又有不衕文體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體論，認爲奏議要典雅，書論要有條理，銘誄要崇尚真實，詩賦要辭藻華麗。這“四科”不衕，作家的所長只偏於某些方面，只有具備各方面纔能的人，纔能掌握所有的文體。“通纔”當然是很少的，所以，“暗於自見，謂己爲賢”是不對的。曹丕把文體分類，雖非首創，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礎上大大前進了一步，把文體分得更細密了。他對各體的特點和要求的論述，雖然還不完全恰當和周密，但對我國文體論的發展，無疑是一個重大的貢獻，是一個裡程碑。在曹丕之前，人們對文章的認識，重在本;曹丕這種把本末結合起來的看法，推進了後來的文體研究。桓範的《世要論》、陸機的《文賦》、摯虞的《文章流別論》、李充的《翰林論》、劉勰的《文心雕龍》裏的文體論，都是這篇《論文》中文體論的進一步發展。這一段既照應上文，又闡述了對文體的新鮮見解。筆法上不脫不黏，搖曳生姿。

　　文體各有特點，作家通常只長於某些方面，那麼，爲什麼偏偏只長於此而不長於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曹丕認爲，文章如何，主要在於作家的纔氣。俊爽超邁的陽剛之氣和凝重沉鬱的陰柔之氣是有分別的，不是用力勉強可以達到的。他接着舉例說：譬如音樂，曲調雖然相衕，節奏法度也一樣，但是運氣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質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備了這樣的纔能，也不能轉移給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風格即人”的命題，這是難能可貴的。但是他過分強調了氣質、個性、風格的天賦性，甚至說“不可力強而致”，這就陷入了“先天決定論”的泥潭。儘管如此，曹丕的文體論卻啓發了後來許多人去研究，對推動文藝批評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後一段，作者先鄭重指出：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強調了文學的價值。在曹丕的時代，文學本來還包括哲學、歷史等著作，而以“文章”來稱我們現在所說的文學。漢末的大動亂，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壞，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爲削弱，於是，文學從經學的支配下解脫出來，取得了獨立的地位。曹丕拋棄前人輕視文學的觀點，指出文學可以爲“經國”服務，寫得好的可以“不朽”。這種對文學的獨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認識，在我國文學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正如羅根澤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所說： “曹丕是提出文學價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對文學的社會功能的強調尚有過分之處。接着，曹丕進一步闡述自己的觀點，指出人的壽命有終了的時候，榮樂也只限於自己的一身，這兩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遠流傳。可見文章的價值真是“不朽之盛事”。他鼓勵文人們說：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就是說古代作者從事寫作，把見解表現在文章裏面，就無須乎藉助良史的文辭，無須乎依託權貴的勢力，而名聲自然流傳於後世。這些話有力地促進了文學事業的發展。從事文學寫作有這麼大的意義，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寫作呢?曹丕說：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辭，周公旦顯達而作《周禮》，不因窮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樂就改變著作的意圖。因此，古人輕視尺璧而重視寸陰，害怕時間流逝。可是，人們大都不肯奮發努力，貧賤時懼怕飢寒，富貴時縱情享樂。於是就只經營眼前的事務，而丟掉了千載不朽的功業——做文章。這裏通過兩種寫作態度的對比，作者表現出他對前者的熱情讚揚和對後者的強烈不滿。隨後，作者深有感慨地寫道： “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曹丕簡直是在大聲疾呼，催促文人們抓緊時間，努力寫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經逝世，唯有徐幹著有《中論》，能夠成一家之言的事例，說明抓緊有生之年努力寫作的重要性。筆端帶着感情，使人在覺得言之有理的衕時，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縱觀全文，我國文學史上關於文學批評的幾個重大問題： 文學的價值問題、作家的個性與作品的風格問題、文體問題、文學的批評態度問題等等，都已涉及到。雖然曹丕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並不完全恰當，而且對問題的論述僅僅是“略引端緒”，但它畢竟在文學批評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對後代的影響是深遠的。

　　《文心雕龍·纔略篇》評論魏文(曹丕)之纔說： “樂府清越，《典論》辨要。”用“辨要”二字來概括這篇文章的內容和語言特點，是非常準確的。

建安以前，文學受經學束縛，少有獨立地位。盛極一時的漢賦，竟被揚雄斥之爲“童子雕蟲篆刻。”（《法言·吾子》）曹丕之弟曹植也認爲：“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曹植：《與楊德祖書》）這已開始把寫文章與對生命個體的自身價值的思考聯繫起來了。據此，曹丕號召作家要以古代聖賢“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爲榜樣，努力改變目前這種“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的精神狀態，培養自己具有一種超功利的審美心態。

《典論·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部文學專論。文章包括四部分內容，第一，它批評了“文人相輕”的陋習，指出那是“不自見之患”，提出應當“審己以度人”，纔能避免此累；第二，評論了今之文人在文學上的纔力及不足，分析不衕文體的不衕寫作要求，說唯有“通纔”纔能兼備各體；第三，提出“文以氣爲主”的命題，表明作者對創作個性的重要性已有比較充分的認識；第四，論述了文學事業的社會功能，說其是經國大業，有能傳播無窮的效果。這篇文章有助於打破當時文學批評那種徒慕虛名、迷信權威的思想模式，進而爲正確掌握批評標準、推動詩文創作的發展、促進各類風格的繁榮，開闢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