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荊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己夫良，歲暮得荊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長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澹澹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譯文
譯文
燕國太子喜歡收養門客，目的是對秦國報仇雪恨。
他到處招集有本領的人，這一年年底募得了荊卿。
君子重義氣爲知己而死，荊軻仗劍就要辭別燕京。
白色駿馬在大路上鳴叫，衆人意氣激昂爲他送行。
個個同仇敵愾怒髮衝冠，勇猛之氣似要衝斷帽纓。
易水邊擺下盛大的別宴，在座的都是人中的精英。
漸離擊築築聲慷長悲壯，宋意唱歌歌聲響遏行雲。
座席中吹過蕭蕭的哀風，水面上漾起淡淡的波紋。
唱到商音聽者無不流淚，奏到羽音荊軻格外驚心。
他明知這一去不再回返，留下的姓名將萬古長存。
登車而去何曾有所眷顧，飛車直馳那秦國的官廷。
勇往直前行程超過萬里，曲折行進所經何止千城。
翻完地圖忽地現出匕首，秦王一見不由膽顫心驚。
可惜呀！只可惜劍術欠佳，奇功偉績終究未能完成。
荊軻其人雖然早已死去，他的精神永遠激勵後人。
註釋
荊軻：戰國時衛國人，爲燕太子丹報仇，以送地圖爲名，藏匕首刺秦王，不成被殺。
燕丹：戰國時燕王喜的太子，名丹。
強嬴：秦國。
荊卿：指荊軻。
漸離：高漸離，戰國時燕國人，與荊軻友善，善擊築(古時的一種樂器）。
宋意：燕國的勇士。
商音、羽奏：商聲和羽聲。商聲淒涼，羽聲較激昂。
賞析
《詠荊軻》是一首借史詠懷、託古言志的詠史詩。此詩以極大的熱情歌頌了荊軻刺秦王的壯舉，充分表現了詩人對黑暗政治、強暴勢力的憎惡和鏟強除暴的願望。全詩大部分篇幅都用來寫荊軻之行，着力渲染荊軻不畏強暴、義無反顧的慷長悲壯之舉；刺秦王的過程只以“圖窮”以下四句簡要敘述；詩的最後兩句，顯露出詩人對奇功不建的無限惋惜之情。全詩寫得筆墨淋漓，慷長悲壯，在以平淡著稱的陶詩中別具一格。
荊軻刺秦的事蹟，在《戰國策・燕策》與《史記・刺客列傳》中均有記載，二者核心情節大體相近。陶淵明的這首詩雖取材於這些史料，卻並非單純以詩歌形式複述這段歷史往事。
詩的開篇四句，從燕太子丹蓄養門客、圖謀報復秦國寫起，順勢引出荊軻。既概括了荊軻入燕，太子丹與太傅鞫武商議，鞫武舉薦田光，田光又引薦荊軻，太子丹禮遇荊軻並尊其爲上卿的完整經過，又將荊軻置於秦燕兩國的矛盾核心。荊軻本是遠超常人的勇武之士，自然也就成了燕國對抗秦國的希望所繫。這四句已然囊括了後續故事的脈絡，故事背景、人物定位與其肩負的重任都清晰呈現，人物命運與矛盾發展也隨之成爲牽動讀者的懸念。後續寫荊軻啓程離燕，史料中記載荊軻曾等候同行的助手，太子丹卻嫌他行動遲緩，疑心他心生悔意，引得荊軻怒斥太子，最終帶着不堪任用的秦舞陽一同前往。詩人略去了這一情節，改用 “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 來表述，後句引出下文，前句則隱去了太子丹的過失，與開篇的 “善養士” 相互呼應，既讓內容和諧統一、文氣連貫，又做到了筆墨集中、結構圓融。易水送別之時，《戰國策》與《史記》的記述由平緩漸趨激昂，詩人卻先寫下 “素驥鳴廣陌，慷長送我行”，白馬在大道上嘶鳴，連牲畜尚且如此，人的情緒更不言而喻，詩作的情感瞬間被激發。“雄發” 二句以誇張手法刻畫荊軻怒髮衝冠、豪氣衝冠的模樣，因情感真摯飽滿而顯得極爲自然。易水餞別的悲壯場景也在這般氛圍中鋪展開來，高漸離、宋意等燕國豪傑齊聚席間，寒水悲風裏，擊築高歌，情景交融，送行與赴行之人無不熱血沸騰、慷長落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 又落筆於荊軻自身，道盡他的決心與氣概，也點明瞭這一幕的核心意涵。“登車” 六句描繪荊軻義無反顧、驅車入秦的舉動，將他決死的心意與一往無前的氣概通過行動具象呈現。其中 “凌厲” 兩句出自詩人的想象，如同接連閃過的鏡頭，讓人物直逼秦廷，把情節推向高潮，扣人心絃。詩作用大量筆墨鋪敘荊軻離燕入秦的過程，寫得酣暢淋漓，對行刺失敗的正面情節卻惜墨如金，僅用 “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 兩句交代。前句簡練點明圖藏利刃的計謀，也宣告高潮將至，後句只寫秦王驚慌失措，從側面凸顯荊軻的果敢與威懾，對荊軻被秦王左右擊殺等細節則隻字未提，鮮明的愛憎立場不言自明。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塑造出鮮活偉岸的荊軻形象，也盡顯其剪裁與創作的功力。詩的最後四句直抒胸臆、評點人物，既惋惜荊軻未能成就奇功，又肯定其精神永存，在惋惜與讚歎中，讓這位不畏強暴、勇於犧牲的形象煥發出不朽的光彩。正如張玉谷在《古詩賞析》中所言，結尾既含惋惜又懷仰慕，收束緊實有力，讓全篇氣勢都得以提振。
詩人懷古寄情，本是爲了關照現實，只是這一 “現實” 不必界定得過於狹隘，如部分論者所說此詩是因 “忠晉報宋” 而作，其實並不恰當。首先，陶淵明曾在詩作中多次提及自己少壯時心懷壯志、性情豪放俠義，可見其本就具備這樣的精神特質。其次，他雖曾出仕晉朝，卻坦言這是 “誤落塵網中”，悔恨之情顯而易見，足見晉朝並非他心中的理想國度，劉宋政權自然也不是。這些都是不必將《詠荊軻》的創作主旨拘泥於 “忠晉報宋” 的理由。詩人一生壯志不衰，始終心懷疾惡除暴、捨身濟世的信念，詩中的荊軻，正是這種精神與理想的藝術化身。簡單來說，詩人是借歷史舊事抒發自身愛憎，這樣的解讀更貼近他的本心。這首詩的感染力也正體現於此，龔自珍在《己亥雜詩》中便有吟詠陶淵明詠荊軻的詩句，便是有力的佐證。
此詩具體創作時間大致有兩說：一說作於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之後不久，約在永初三年（422），陶淵明五十八歲；一說約在東晉安帝義熙十年（414），當時陶淵明五十歲，與《雜詩十二首》寫作時間相近。關於荊軻之事，《戰國策·燕策》與《史記·刺客列傳》都有記載，其基本情節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