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五首·其二

金哀宗天興元年(1232)正月，節節進逼的蒙古軍圍困了金的都城汴京(今河南開封)。十二月，城中糧盡，金哀宗被迫出京親征。元好問當時任左司都事，仍留在圍城中。不久，哀宗因軍事失利，東走歸德(今河南商丘)，實際上放棄了汴京。詩題中的“車駕東狩”即指此事。原詩共五首，這裏選的是第二首。

詩一開頭，呈現在眼前的便是一幅干戈四起、生靈塗炭的動亂景象。“慘淡龍蛇日鬥爭”，指金、蒙古戰爭。一說這句是講歲逢凶年，戰禍頻仍。依干支紀年，金哀宗天興元年爲壬辰，二年爲癸巳。舊時曾有“辰爲龍，巳爲蛇，歲到龍蛇賢人嗟”(見《後漢書·鄭玄傳》李賢等注)的解釋。二說可互參。接下來的“干戈直欲盡生靈”，是形容戰爭的殘酷無情。

　　“高原”二句，承上作進一步說明，用事實指出戰禍造成的空前浩劫。天興元年，金遣兵卒民丁萬人開堤，決黃河水，以加強汴京的守衛。不料蒙古騎兵殺至，結果生還者不足二三百人(《金史·白撒傳》)。詩中敘述的正是此事。“山河改”與“草木腥”的描寫，概括了國土殘破、面目已非的慘痛現狀與殺戮的殘忍慘烈。這兩句既是寫實，也是抒憤；包含着詩人沉重的滄桑之感與悲愴之意。明人瞿佑評曰：“元遺山在金末，親見國家殘破，詩多感愴。”(《歸田詩話》)可謂一語中的。面對瘡痍滿目、京城被圍的殘局，詩人心頭充滿了複雜而矛盾的情感：一方面，國家將亡的預感使他心焦如焚；另一方面，自己對此毫無辦法、無能爲力，又使他痛心疾首、怨恨滿腔。

　　“精衛”句，借用精衛填海的神話從正面表白自己報效國家、矢志不移的決心，充滿了絕望而又絕不甘心的悲壯意味。“包胥”句，則取秦庭之哭的典故而反用其意。《左傳·定公四年》記載，吳國攻破楚國郢都後，楚大夫申包胥在秦國哭了七天七夜，終於使秦王感動，發兵救楚。元好問在這裏以“無淚”二字沉痛地指出，即使自己有心效法申包胥，但此刻也只能是欲哭無淚、求救無門，究竟何以如此？詩人在最後二句中揭出真情——“幷州豪傑知誰在？ 莫擬分軍下井陘！”

　　“幷州豪傑”，本來是指五代時擁重兵駐節幷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的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後晉開運三年(946)十二月，契丹攻下後晉都城開封；明年，擄晉帝北歸。劉知遠得到這一消息後，“聲言欲出兵井陘(今河北井陘縣西)”救援晉帝，但不久卻自立爲帝。元好問用這一值得沉思的史實影射當時金廷所面臨的形勢。汴京被圍後，哀宗曾一再詔徵各地入援，但“累召援兵復無至者”(《金史·白撒傳》)。詩人對此極爲憤慨。詩中以“豪傑”二字稱呼那些擁兵觀望、畏縮不前的諸豪帥；以“莫擬”二字揭出他們居心叵測的嘴臉，語意辛辣、諷刺。全詩在怨憤、悲愴、冷峻的筆調中截住，而餘意曲宛、感慨尤深。

　　本詩在寫作上以用典見長。全詩用典雖多，但與內容貼切，增強了詩歌的表現力與感染力。特別是用典而不受其束縛，善於翻出新意，豐富了詩歌的內涵。趙翼《題遺山詩》說：“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用來印證這首作品，應該是很恰當的。

《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五首·其二》是一首七言律詩。詩一開頭，呈現在眼前的便是一幅干戈四起、生靈塗炭的動亂景象；頷聯承上作進一步說明，用事實指出戰禍造成的空前浩劫；頸聯借用精衛填海的神話從正面表白自己報效國家、矢志不移的決心，充滿絕望而又絕不甘心的悲壯意味；尾聯借用典故影射當時金廷所面臨的形勢，諷刺居心叵測之徒。這首詩抒寫了詩人無力迴天、悲憤難伸的傷痛，對金室衰亡流露出深切的哀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