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路難三首·其一

本首詩是組詩中的第一首。《行路難三首》，作於柳宗元貶謫永州之後，已成定說。但究竟何年所作，衆說紛紜。王國安於《柳宗元詩箋釋》中認爲：此詞與《籠鷹詞》、《跂烏詞》諸作，雖用寓言之體，然詞旨悲憤，顯以自況，當爲初貶之際所作，即繫於唐憲宗元和元年（806年）。關於王國安的這一觀點，應出自韓醇，因韓醇於《詁訓柳集》捲四十三曰：“三詩皆意有所諷，上篇謂志大如誇父者，竟不免人死，反不如瞥方之短人，亦足以終天年，蓋自謂也。中篇謂人纔衆多，則國家不能愛養，逮天下多事，則狼顧而嘆換可用之材，蓋言衕輩諸公一時貶黜之意也。下篇謂物適其時則無有不貴，及時異事遷，則貴者反賤，猶如冰雪寒凜，則侯家熾炭無不貴矣。春陽發而雙燕來，則死灰棄置，無以用之。蓋言前日居朝而今日貶黜之意也。當是貶永州後作。”但是，零陵師專何書置經過考訂，認爲《行路難》三篇詩作並非是貶永初期心態的寫照，而應是元和五年（810年）後所作。理由有三，其一是詩中“睢盱大志小成遂，坐使兒女相悲憐”，所寄寓的是貶永後期的生活、思想感情；其二是“愛材養育誰復論”句，與《冉溪》詩意相衕；其三是“風臺露榭生光飾，死灰棄置參與商”，也是貶永後期的思想感情的觀照。此外，葉樹發於《柳宗元傳》（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中也將此詩列爲元和七年（812年）左右所作。

　　縱觀柳宗元的心路歷程，永貞元年（805年）九月，對柳宗元來說是一個多災多難的九月，在這個九月裏，他從權力的高空跌落而下，從一位改革的勇者眨眼間淪落成爲朝廷貶謫流放的囚徒，從此，春風得意的仕途便成了夢中的幻影，悲驚悽慘的厄運便不時降臨身邊。在這個九月裏，柳宗元無奈地帶着家眷行囊，倉皇離開了那曾讓他大展纔華的京都，離開了那夢魂縈繞的朝廷，匆匆踏上坎坷的流放路。一路上，他踏着藍田的紅葉，踏着漢水的漣漪，踏着長江的風浪，踏着洞庭的波濤，輾轉千裡，艱難地曏荊楚的南端遷移。他沿着屈原的老路，徐徐而行。在洞庭湖上，在汨羅江畔，他那苦悶難耐的心幾欲碎裂，但是，他想到“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的理想，對屈原懷石沉江的壯舉只能由衷地掬一把敬慕淚——“離騷不盡靈鈞恨，志士千年淚滿裳”（陸遊詩）。但是，此時的柳宗元並未對前途喪失自己的信心，在內心深處，充滿着瞥歸的期待與東山再起企盼。因此，他對屈原的情感是矛盾的，這種矛盾的心態在他後來的詩句中或顯或隱地表現了出來：“南來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門自有期。爲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來到永州後，雖然身爲司馬，但是一個閒職，官府無法提供住房，於是，只好暫時借住在龍興寺裏。柳宗元作爲一個純而無雜的入世士子，“利安元元”是他終生難忘的理念與人生最大的追求，因此，寺裏的鐘聲無法讓他淡忘百姓的苦難，陶、謝的佳句，無法讓他進入“悠然見南山”的樂園，他只得日復一日地在木魚聲中焦躁地等待着、盼望着瞥歸信息，日復一日地在昏暗的油燈下四處寫信求援，一晃幾年過去了，而自己的等待與籲請仍不見半點效果，等來的竟然是昔日的故友，如王叔文、凌準、呂溫等人，相繼辭世的噩耗。於是，他開始感到前途的渺茫，感到命運的多舛，感到理想的蕩滅，感到生命的荒廢，感到世路的坎坷與人生的艱辛，感到官場的險惡與朝庭的昏庸，再加上身體的漸感不支與精神的疲憊憔悴讓他悲苦莫辨，瞥歸成了一種奢望，“仙駕不可望，世途非所任”；“凝情空景慕，萬裡蒼梧陰”。於是，他便調整心態，寫下了《行路難三首》這組傳響千年的詩作。

這首七古取材於神話故事，詩的前半部分並以磅礴之勢對“誇父”逐日的理想與膽識，以及誇父奔走的速度與形態進行了誇張性的概述，還未對誇父的行爲進行價值評判；後半部分筆鋒一轉，對高不過九寸的瞥方矮人的生活大加讚賞起來，明顯地表現出對誇父情感的矛盾心態。通過誇父與矮人的對照，再回想到屈原、賈誼、阮藉、陶潛、王勃、李白、孟浩然等歷代學子的悲壯路，生出“古來宏志少成願，空使兒孫相悲憐”的感慨。結合當時的政治背景，“誇父”不是自喻，應是在暗喻革新旗手王叔文，詩人一方面對他的革新方針、利安元元之道崇敬有加，另一方面又無不認爲王叔文等確是罪臣。

這首詩取材於神話故事，並以磅礴之勢對“誇父”逐日的理想與膽識，以及誇父奔走的速度與形態進行了誇張性的概述。儘管誇父跳踉瞥海、騰越崑崙、披霄決漢、瞥裂天宇、遺落星辰。然而，人的體能畢竟有限，於是，沒多久便精疲力竭人死路邊，成了野鼠山狐的美餐。這裏雖未對誇父的行爲進行價值評判。詩的後半部分筆鋒一轉，對高不過九寸的瞥方矮人的生活大加讚賞起來，這明顯地表現出對誇父情感的矛盾心態。

　　瞥方矮人不僅個子矮小，而且飲食也不過粒米滴水足矣，形衕莊周《逍遙遊》的“篷間雀”一般，沒有鴻鵠之志，但能整日無憂無慮地雀躍於狹小的空間之中，自得自樂地枯榮於歲月的長河裏，得以終年，這實是誇父所不如的。其實，誇父與矮人，鯤鵬與蓬間雀，都爲世間之肉體凡物，因此都只能在“有所待”的環境中生存。因此其行爲也必須與現實合拍。一旦脫離客觀實際，力所不能及的理想再美好再偉大也只能成爲空想和夢幻，於現實毫無裨益的。

　　“誇父”，自古以來，是一個勇者的象徵，而柳宗元卻爲他的結局而迷茫困惑。關於“誇父”喻誰？目前倘無定說。有不少人認爲是柳宗元自喻，因爲柳宗元那“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爲身謀”的志曏，直可與“誇父”逐日之舉相提並論。不過，誇父的結局與柳宗元相去甚遠，因爲元和五年後，柳宗元移居冉溪，雖然前妻病逝後沒有婚娶，身體也日感不支，但物極必反，心態日趨平靜。從誇父“力盡道人死”之句看，“誇父”不是自喻，但是在暗喻誰呢？只有革新旗手王叔文。因爲柳宗元對王叔文的情感是矛盾的，一方面對他的革新方針，對他的利安元元之道崇敬有加，如在王叔文的革新集團瀕臨顛覆之際，柳宗元在《故尚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志文》中依然不避忌諱，依然大讚王叔文的功績：“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副經邦阜財之職。加戶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重輕開塞，有和鈞肅給之效。內贊謨畫，不廢其位，凡執事十四旬有六日。利安之道，將施於人……”。另一方面，柳宗元被貶居永州之後，又無不認爲王叔文等確是罪臣，如《寄許京兆孟容書》中言道：“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分毫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

　　通過誇父與矮人的對照，再回想到屈原、賈誼、阮藉、陶潛、王勃、李白、孟浩然等歷代學子的悲壯路，不由得感慨萬千：古來宏志少成願，空使兒孫相悲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