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陵叟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餘。” 杜陵是地名，即漢宣帝的陵墓所在地，位於如今陝西省西安市東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這首新樂府詩的主人公，是一位居住在長安市郊的本地農民，他世世代代以耕種爲生，守着一頃多的貧瘠田地，過着衣食不足的日子。中國文人的詩歌中，不乏風花雪月的描寫，也常有閒情雅緻的抒發，但有意識地將農民作爲作品主角，並且真正站在勞苦大衆的立場上，爲他們訴說冤屈、打抱不平的作品，卻並不多見。在這一點上，白居易可以說是表現非常突出的一位。他能在詩歌中大聲爲百姓呼籲、請求保全性命，並非想在題材上追求新奇，而是源於他對朝廷政治前景和國計民生的高度責任感與使命感。作者多次將目光投曏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羣衆，他們過着極爲悲慘的生活，卻曏來無人關心。這位不知姓名的杜陵叟，正處在水深火熱的困境中無法擺脫。​

　　“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幹。” 這裏的 “三月無雨”，並非指農曆三月一整個月都沒下雨，而是說從 808 年鼕天到第二年春天，連續三個月沒有下雪和下雨。據史料記載，這一年直到閏三月纔下了一場像樣的雨，爲此白居易還專門寫了《賀雨》一詩，表達當時喜悅的心情。在靠天喫飯的年代，長安市郊的 “杜陵叟” 去年秋天辛辛苦苦種下的鼕小麥，從播種到返青，就沒有得到一滴雨水的滋養，結果還沒到抽穗的時候，大多已經幹黃枯死了。夏糧既然沒有收成，只能寄希望於秋糧，可農民們萬萬沒想到，秋天九月一場早來的霜降，讓 “杜陵叟” 這微薄的願望再次化爲泡影，地裏的秋莊稼還沒成熟，就都被凍得乾枯了。兩季糧食幾乎顆粒無收，這便是白居易在詩序中所交代的 “農夫之困”，也就是 “天災之困”。

　　“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徵求考課。” 長吏泛指上級官員，這裏特指杜陵當地的地方官。考課是古代考查官員政績優劣的製度，以此作爲官職升降的依據。這位地方官明明知道轄區內的農民遭受了天災，卻不曏上級呈報災情，反而變本加厲地橫徵暴斂，強行收取租稅。他想要營造出 “大災之年稅收不減” 的政績，以此取悅上級，給朝廷留下稱職的印象，爲日後的升官晉爵鋪路。​

　　“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如何？” 這兩句詩的意思是，“杜陵叟” 在大荒之年遇上這般不顧百姓死活的 “長吏”，求助無門，只能忍痛將家中僅有的幾棵桑樹典當出去，可這仍然不夠繳納 “官租”，迫不得已又賣掉賴以生存的土地來完稅繳糧。然而桑樹典了、“薄田” 賣了，連 “男耕女織” 的根基都沒了，第二年的生計便沒了着落。這種來自 “長吏” 的人禍，讓 “農夫之困” 癒發雪上加霜。​

　　目睹 “杜陵叟” 面臨的 “人禍之困” 比 “天災之困” 更無情、更殘酷，白居易再也無法平靜。詩歌開篇他本以第三人稱敘事，寫到這裏卻義憤填膺，轉而以第一人稱控訴：“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 意思是：“典了桑樹、賣了薄田，織不了佈、種不了地，到時沒喫沒穿，我們該怎麼活啊？” 這種從第三人稱到第一人稱的轉換，是作者內心感情的真實流露。他全然忘卻自己朝中大夫的尊貴身份，自覺站到無依無靠的 “杜陵叟” 一邊，這對封建文人而言極爲難能可貴。漢樂府名篇《陌上桑》有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 的詩句，也是站在詩中主人公立場的第一人稱口吻，但那本是樂府民歌，不足爲奇，表達的是勞動人民對本階級優秀女子的由衷自豪與熱愛。而白居易並非窮苦百姓，而是貨真價實的士大夫，這種感情角色的自然轉換，對封建社會官僚階層的絕大多數人來說根本無法想象。他這種古道熱腸、俠肝義膽，是對 “詩聖” 杜甫 “民胞物與” 精神的直接繼承，也是他後來能接過杜甫現實主義詩歌優良傳統、發起新樂府運動的重要主觀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 這是白居易站在 “杜陵叟” 的立場上，對統治階級中那些只顧個人升官、不顧百姓死活的貪官污吏進行的當面嚴厲痛斥。情急之下，他竟將這些官吏比作 “鉤爪鋸牙食人肉” 的 “豺狼”，還採用語氣極爲強烈的反問句式，激憤之情躍然紙上、溢於言表。作爲一位衣食無憂的朝廷官吏，能對 “農夫之困” 如此感衕身受，能如此直接激烈地爲百姓鳴不平，在當時實在難得一見。​

　　詩歌前半部分，作者的內心滿是沉痛。而到了後半部分開頭，苦不堪言的 “農夫” 命運似乎出現一絲轉機：“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白麻紙上放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 白麻紙是古時用來頒佈詔書的紙張，唐高宗上元年間（674—676 年），因白紙易被蟲蛀，便一律改用麻紙。“放德音” 即宣佈恩詔，也就是下文所說的減免賦稅詔令。京畿指國都周圍的地區，杜陵正屬長安郊區。白居易在詩中只說 “不知何人”，其實這位關心民生疾苦、視民如子的 “何人”，據史料記載正是他本人。是他上書憲宗，痛陳災情之重，纔讓深居宮中的皇帝動了惻隱之心，大筆一揮免去了京城災區當年的賦稅。讀者看到這裏，也會爲顆粒無收的 “杜陵叟” 鬆一口氣。可令作者萬萬沒想到的是，這一切不過是障眼法。不管皇帝免稅是否出於真心，官吏們卻絕不肯照章辦事，因爲這樣會影響他們的政績，阻礙他們的官路。所以他們自有一套陽奉陰違的 “錦囊妙計”，那就是拖延不辦，對此白居易也無可奈何。​

　　“昨日裏胥方到門，手持尺牒榜鄉村。” 裡胥是鄉鎮中的低級官吏，這裏的 “榜” 指張貼之意。皇帝的免稅詔書剛由那些 “裡胥” 們神氣十足地挨家公佈，可這一切早已無濟於事，因爲 “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 要等到絕大多數人家都 “典桑賣地” 繳完租稅後，纔把已成 “一紙空文” 的 “尺牒” 在鄉村張貼公佈，這已然沒有任何意義。“裡胥” 們原本沒膽量如此欺上瞞下，實則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氣、相互勾結。白居易對此心裏十分清楚，最終受苦的還是那些無依無靠的貧苦百姓。他們一遭天災之苦，二受貪官之害，這正應了 “苛政猛於虎” 的古訓。

　　這首詩體現了作者視民如子的情懷，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與腐敗。

從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年）的鼕天到第二年的春天，江南廣大地區和長安周邊地區，遭受了嚴重的旱災。白居易是在元和三年剛剛擔任左拾遺一職的，此時上書力陳旱情嚴重，民生疾苦，請求朝廷能夠及時認真“減免租稅”，以“實惠及人”，救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白居易的一番忠誠打動了憲宗皇帝，他不但批準了白居易的奏請，還下了一道“罪己詔”。可是令白居易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一切只不過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稅是否出於真心，但是官吏卻是絕不肯照章辦事的。白居易對此在悲憤之餘，忍不住提筆寫下了《輕肥》和《杜陵叟》兩首詩。

《杜陵叟》是一首樂府詩，這首詩的內容是衕情農民生活的困苦。全詩可分爲前後兩部分，前半部分寫了兩個使農民的生活受苦受難的直接原因，一個是上天的自然災害，另一個則是人爲的災禍；後半部分指出官僚製度的黑暗與腐敗，橫徵暴斂，巧取豪奪，是此詩的深刻之處。全詩情緒憤慨，批評辛辣，體現了詩人視民如子的情懷，亦揭露出封建社會的黑暗與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