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浪亭記

這篇文章作者模仿了柳宗元的文章的基本格調和具體表現方式，並在文字中融入了個人獨特的體驗，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心態，把大段議論引入文中，更顯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風格。文章雖爲記亭而作，但蘇舜欽更藉此抒發胸中丘壑，因而滄浪亭作爲一種精神寄託，在文中成爲推進內容發展的關鍵。文章總體不僅敘事寫景，更有抒情議論；文章各個部分不僅作現狀的描述，更注重於表現事件和思維的發展過程。總之，文章的佈局及表現方式都出於抒寫感情的需要，這篇文字真實地記錄了一個橫遭迫害的文人的心靈歷程。
文章第一部分重在記敘，但在寫構亭之前，以主要筆墨敘述了一個對高爽虛闢之地由“思得”、“不可得”而終於“得之”的過程。士居偏狹不能出氣，欲得高爽之地。這與其說是感官上的需要，不如說更是心理上的需要。因而，對寓居之地的尋求，正是作者心理情態的反映。它說明，憤懣和抑鬱長久沉重地壓在作者的心頭，但他又不甘被苦悶壓倒，力圖從這一精神狀態中解脫出來。和他以前的許多文人一樣，他也只能從政治環境轉向大自然，從山水草木中獲取感情的補償。而孫承祐所遺下的池館，以它環境之美，以它“旁無民居”的幽僻，讓作者一下子捕獲到了與其心靈所需相契之點。這一段寫景，作者採用移步換景的表現方法，以“顧”、“得”、“趨”等字真切地寫出了他被自然環境深深吸引的情態。而對於具體築亭之事文中僅以“構亭北碕”一語帶過。亭名“滄浪”，取義於先秦民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歌詞寓含着洗濯政治污濁之意，但作者也無意在這點上展開，因爲當他把大量筆墨用於抒情議論時，亭名的這一層含義已不言而喻，不需再贅述了。
這一佳地既然是作者在心情鬱悶的情況下努力求索所致，因而他抒寫自己從中獲得的情趣，決非一般的賞心悅目。他一方面極寫內心的舒坦自在，強調了他與大自然的息息相通；另一方面，與上文“旁無民居”之語相呼應，再次強調了連野老也不至的寧靜。這顯然不同於陶淵明，“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二首》）那種鄉居生活的樂趣。這是蘇舜欽從他蒙受不白之冤的經歷出發而產生的特殊心態。這種不僅要擺脫政事，甚至要擺脫一切人間往來唯與“魚鳥共樂”的極端追求，是他心理上對黑暗現實所作出的逆向反應。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再次說明，這次政治打擊在蘇舜欽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沉重印記。
接着，文意深入一層。如果說，以上所寫主要表現了“形骸既適則神不煩”。那麼，隨之提出的“觀聽無邪則道以明”，則表明作者從對景色的沉迷轉爲清醒的反思和冷靜的自責：這充分說明，作者現時的感情狀態固然是受大自然的感染而成，卻又是主觀追求和自覺體驗的結果，是有意識的心理調整，而渾濁醜惡的官場紛爭和美好寧靜的大自然兩相對照，尤覺今日閒逸自在的可貴，也就更能實現他所需要的心理平衡。文章的最後部分，從對往事的“返思”再上升到理性的思考，這是由個人的遭遇而引出的在普遍意義上對人生處世問題的探討，但即便如此，其中仍充滿作者自己的感情體驗。他體會到“惟仕宦溺人爲至深”，並坦率地表示，自己被廢，並重新尋求到寄寓感情之物有了這兩個外界條件，才使他有可能清醒地認識到內外得失之原，也才能從對仕宦的沉溺中完全得以解脫。作者的這一自我剖析是很客觀，也是很深刻的。像蘇舜欽這樣的封建知識分子，要從精神上擺脫仕宦的羈縛，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需要經歷一個心靈搏鬥的艱苦過程。這段文字反覆出現一個“勝”字，顯現出不同精神力量的較量，這正是作者自我感受在文字上的反映。然而，這種解脫畢竟是在無奈的情況下對現實的消極反抗。事實上，封建社會中沒有幾個失意文人能以這樣的感情寄託方式獲得真正的精神自由。
這篇文章清晰地留下了作者仿效柳宗元永州山水遊記的痕跡。文章的基本格調和具體表現方式，與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遊記》《鈷鉧潭西小丘記》等篇有很多相似之處；但作者並非作簡單的模仿，而在文字中融入了個人獨特的體驗，反映了他自己的心態，特別是把大段議論引入文中，更顯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