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詩人曾被貶永州十一年，相隔四千裏之遙，如今終得北歸。詩的開篇兩句“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裏外北歸人”，看似是對過往經歷的平實陳述，實則凝練地裹藏着複雜而激動的情愫——既有當年遭貶的憤懣，也有對漫長放逐生活的追憶，更有重回長安的難掩欣喜，百感交集於樸素字句間，反倒讓抒情更具感染力。

　　後兩句“詔書許逐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則借沿途景緻抒發回京路上的暢快心境。朝廷下詔準許他在暖春時節返京，驛道兩旁新花處處綻放，這明媚春光與鮮活花景既是眼前實景，更是他內心狀態的投射。即將踏入長安城門的他，滿心激動與喜悅卻不直白言說，僅以“處處新”三字暗表心意：既寫花的清新鮮活，更寫人的輕快暢快，將情意寄託於花，又借花傳遞心緒，含蓄蘊藉卻自然流轉，比直接傾訴更顯生動真切。

　　然而儒法兩條路線的鬥爭本就不可調和，頑固保守勢力並未因他北歸而放鬆打擊，此次回到長安後，他迎來的竟是又一次貶逐。可見詩篇在抒發他戰鬥理想的衕時，也暴露了他的侷限：他未能認清大地主頑固派的反動本質，對頑固派頭目唐憲宗始終抱有幻想，這正是其階級侷限性的直接體現。

永貞元年（805年），詩人被貶出京。元和十年（815年）二月，詩人奉詔返京，至灞亭時喜而成詠，創作此詩。

《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是一首七言絕句，爲一首抒發回京喜悅之情的詩。此詩前二句敘寫詩人遭貶和被召回來的情景，後二句寫他在回京的路上所見的景物。整首詩以景結情、景中寓情，既是寫花，更是寫人，將人的情意寄託於花，又由花來表人之情意，含蓄蘊藉而不失自然流轉，勝過萬語千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