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曾鞏秀纔序

曾鞏二十歲時已名聞四方，深受歐陽修賞識。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曾鞏參加禮部主持的進士考試，由於當時錄取的標準，以四六駢體時文爲標準，曾鞏因此落第。歐陽修爲曾鞏抱不平，於曾鞏臨行時，寫了這篇贈序，批評了當時的考試製度，表達了對於後進的關心與鼓勵之情。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試部門所規定的錄取標尺有問題：“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就是說主試部門只規定了唯一的一種衡文的尺度，只要應試文章的體式風格不合這種尺度，即使內容再好，藝術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選。這必然造成一種形式主義的文風，使天下舉子對此時風趨之若鶩，而真正有志於改革形式主義文風，繼承韓癒、柳宗元優秀傳統的真纔實學之士，受到排斥廢黜，從而形成考場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則畢竟要由人來執行，當時的主考官員執行錄取原則，者從兩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謂“良有司”這種人是能夠識別文章的好壞的，但他們奉“一法”爲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嚴格選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對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錄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點假惺惺的衕情惋惜姿態，實則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畫了這種人對人纔所擺出的冷酷虛僞的嘴臉。但問題還不止於此，嚴重的是當時的社會輿論對此也不加譴責，卻一味爲主考官員推卸責任：“皆曰：‘其不中，法也。’”這無疑進一步助長了主考官員因循守舊的陋習。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員連當時規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這樣，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寫應試文章的舉子，也會因主考官的誤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則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後果。

　　在揭示考場流弊的基礎上，作者痛切憤慨地提出質問：“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實際是否定了主管考試部門所操之“法”，譴責了主考官員因循陳規陋習，不思改革的不負責任的行爲。行文至此，作者纔以曾鞏落第爲例，指出這是一種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現象，既爲曾鞏鳴不平，也表達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場流弊的迫切願望。事實上，歐陽修也是這樣做的，《宋史·歐陽修傳》載：“知嘉韋佔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場屋之習，從是遂變。”

　　歐陽修置流俗於不顧，大膽改革考場陋習，無疑是對當時人纔的解放。據《宋史·曾鞏傳》載，曾鞏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進士第”的。兩相對照，孰是孰非，非常明顯。說到底，這關係到如何正確地負責任地替國家識別、選拔人纔的問題。本文的價值正在於提出了這個關係到國家命運的根本大計。

　　正因爲作者的視野開闊，立腳點高，所以在這篇送人落第歸鄉的文章中並沒有對落第者表示廉價的衕情。相反，對曾鞏“不非衕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大加讚揚：“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這裏充分表現了歐陽修對人纔的嚴格要求。其實這纔是對人纔的最大愛護與扶植。作者以農夫不因遭逢災年而中止農事爲例，肯定了曾鞏決定返鄉，“思廣其學而堅其守”的行爲，並滿懷信心地預言曾鞏必有發達之日。這是對曾鞏最大的激勵。

　　文章的最後，追述了作者結識曾鞏的始末，表達了自己發現了曾鞏這樣品學皆優的人纔的喜悅心情，對京師之人及主考部門官員不能賞識曾鞏表示了莫大的遺憾：不僅寫得親切有味，而且發人深思。結句一“弔”一“賀”這對反義詞的運用，揭示了對待人纔的兩種截然不衕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種以賞識、扶植天下俊纔爲己任的文壇領袖的形象，也就在這種鮮明的對照中顯現了出來。

　　整篇文章不僅立意高邁，而且寫得極有章法。如揭示考場流弊，就用了“剝筍皮”式的層層“曝光”的方法，在內在邏輯上也就是層層推進，層層深入，然後歸結到主考官員因循陋習、不思改革這一重心上來；從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態度形成反差對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確地、負責任地替國家識別與選拔人纔的問題，可謂絲絲入扣，天衣無縫。

這篇序分爲三部分。第一部分即由曾鞏落選切入，批評朝廷選舉製度的刻闆、教條，導致人纔“失多而得少”的狀況，曾鞏也因之落選，爲其鳴不平；第二部分讚揚曾鞏在逆境中不怨天尤人，而繼續矢志求學的精神，認爲自己也由此認識了曾鞏的高尚操守；第三部分則安慰曾鞏，雖然現在不爲人知，但自己卻爲結識他而感到慶幸，以此勉勵他。全文語言簡練，層次分明，深得韓文意味，而“農不咎歲而菑播是勤”的譬喻尤爲精妙貼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