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滁州歐陽永叔

這首詩先把歐公與唐代詩人韋應物相提並論。且盛讚歐公：“下筆猶高帆，十幅美滿吹。一舉一千裡，只在頃刻時。”然後就此生髮，勉勵歐公盡其纔力寫作詩文，以達到懲時救世的目的，從而光照千古。詩人還着重勸勉歐公安於滁州生活“慎勿思北來”，言外之意也就是望其堅持剛正的政治立場，而不要有絲毫妥協，用意十分深切。
詩開篇借讀韋應物詩集談及對滁州的印象，實則借韋贊歐。接着“君纔比江海”以下六句讚美歐陽修在文學上的貢獻。然而這樣有纔能的人士，卻得不到朝廷的重用，就像傍岸撐船一樣，滁州畢竟地小，先生的纔能是不能得到很好施展的。一個“恨”字包蘊了詩人對政壇變遷、朋友遭貶的憤懣之情，衕時也是詩人對自身遭際的不平之鳴。
接着詩人以孔子著《春秋》爲例：“雖然孔子曾經遭受‘貶骨’、‘苦笞’之厄運，但歷史是公平的，所以我們要堅持‘直辭鬼膽懼，微文奸魄悲，不書兒女書，不作風月詩’的氣節。”這實際上是朋友之間的相互勉勵，商定二人要繼續以文學作爲鬥爭的武器，用詩歌的美刺傳統，來幹預現實，改造社會“人事極諛諂”的不良士風。由此可以見出梅堯臣的文學主張，他提倡不著空文，不談風月，實際是儒家秉筆直言的直史精神，包含着詩人身在山林心在朝野的濟世情懷。
最後詩人鄭重囑咐朋友“慎勿思北來”，實際是對當時政治形勢的一種迴避。當前政治形勢變化莫測，兩人雖然不忘他們的政治理想，但如今還是暫避爲好。滿腔政治熱情卻迫於形勢不得釋放，兼濟天下之志只得暫以明哲保身代之，詩人內心的無奈與感慨是可想而知的。
歐陽修《朋黨論》所說：“君子以衕道爲朋”、“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義，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衕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衕心而其濟。”這首詩正可證明此理。全詩侃侃而談，毫無顧忌與保留，於義理則爲高論，從藝術方面推求則嫌其拙直，略欠情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