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戀花·九十韶光如夢裏

作者自清穆宗衕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十八歲起，多次到北京。他第五次入京在德宗光緒十一年（1885）春，在京逗留一年餘，與當時勝流盛昱、袁昶、沈曾植、曾桐兄弟、蒯光典、王頌蔚、陳熾、張孝謙、楊銳等遊，名動公卿。次年（1886），應禮部試，與王懿榮、張謇、曾之撰合稱“四大公車”，但不幸落第，於當年四月二十八日離京南下。據其《南旋日記》，此詞爲其出東便門時所作。

詞的上片寫景，描述出詞人對充滿了苦難的祖國河山的摯愛深情，細緻地映襯出一顆愛國志士的憂國之心。正因爲詞人熱愛祖國，深深地爲國事擔憂，纔在下片的抒情中進一步表達了自己的報國情懷。下片意承景來，接以政治失意的對比，癒顯其情真意切。結拍“人生只有情難死”句，這“情”，既有思君報國之喻，又有壯志慷慨之義，形象地表現出詞人的拳拳愛國心。詞中用典巧妙，屈原的美人香草之思被作者化用於詞句中，委宛曲折，如泣如訴，擴充了詞的傷感意蘊。比興手法的運用，更加深了全詞的感人情境。

　　此詞創作時已入初夏，三春已逝，作者回顧在京遊蹤，恍如一夢，故詞以“九十韶光如夢裏”一句起調。緊承此句的“寸寸關河，寸寸銷魂地”中的“銷魂”兩字，用江淹《別賦》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意，以表達其離京時對這片土地的依戀、惜別之情。後兩句則爲出東便門後所見田野間之景。此兩句寓情於景，聯繫其“如夢裏”的感受，上句所寫“落日野田黃蝶起”之景，可與陳維崧《尉遲杯》詞“聞說近日臺城，剩黃蝶濛濛，和夢飛舞”三句合參，似化用《莊子·齊物論》中夢蝶的寓言，以表達其迷惘如夢的心情。

　　下句所寫“古槐叢荻搖深翠”之景，則可參讀作者後來在《南軺日記》光緒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所寫“連日所行之境，綠楊萬樹，紅蓼叢生，癒繁密處，癒覺蕭疏”，“微吟二句雲‘每當荻葦蕭森處，便有江湖浩蕩心’，蓋深知世變之巨，將來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挽”，此時作者從槐荻搖翠中所產生的當也是“蕭森”之感、“江湖”之心。

　　過片“惆悵玉簫催別意”一句，明白揭出“別”字，進一步表達此次離京的“惆悵”之情。繼此句後，以“蕙些蘭騷，未是傷心事”兩句極言其離京時的傷心懷抱。在作者看來，楚辭中所抒寫的幽憂還未足以道出他此時的“傷心事”。

　　結拍“重疊淚痕緘錦字，人生只有情難死”兩句，則用詩歌的傳統手法，託男女相思以表達其眷戀京國的纏綿幽約之情，而如果過片“惆悵”句是用韋皋與侍女玉簫典，則此兩句中固有男女間生死相思的戀情在。人間的真情、至情是執着的、永恆的。“情難死”句是對此情的讚頌，與李商隱《無題》詩“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元好問《摸魚兒·雁丘詞》詞“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諸句，可稱異曲衕工。

　　葉恭綽在《廣篋中詞》中以“沉痛”兩字評此詞。其詞情之如此沉痛，當因寫此詞時，其別情離緒是與其落第後的失落之感及其關念時事的憂國之情交織爲一的。此時，政局日非，內憂外患迭起，是國危如縷的多事之秋。作者此次在京時曾於致友人函中對喪權辱國的中法條約的簽訂極表憤慨，又曾與人謀議劾李蓮英事。此詞起調“九十韶光如夢裏”句，似也寓有對清皇朝的盛世已如夢如煙、一去不返的感慨。“寸寸關河，寸寸銷魂地”兩句，更似寓有對鴉片戰爭以來一再喪師失地，使河山蒙羞的悲憤，而“落日”之景本就可以喻示國運之衰微沒落。下片詞所說的“傷心事”，應不僅僅指離別之事。其就楚《騷》翻進一層而言者，蓋自傷生逢末世，身歷千古未有之變局，目睹接踵而來之國恥，其煩憂苦恨固有與屈原相通之處，但其時、其事則大異於屈原之時、之事，其傷心懷抱更有甚於楚《騷》所表述者。至於詞的結拍兩句所雲淚痕之“重疊”、深情之“難死”，也應在離愁別恨外，還有更沉痛的世事之憂、國亡之懼，以及空懷革新政治的抱負而屢試不第、志業難展之恨。

詞的上片寫景，描述出詞人對充滿了苦難的祖國河山的摯愛深情，細緻地映襯出一顆愛國志士的憂國之心。正因爲詞人熱愛祖國，深深地爲國事擔憂，纔在下片的抒情中進一步表達了自己的報國情懷；下片意承景來，接以政治失意的對比，癒顯其情真意切。結拍“人生只有情難死”句，這“情”，既有思君報國之喻，又有壯志慷慨之義，形象地表現出詞人的拳拳愛國心。整首詞用典巧妙，屈原的美人香草之思被作者化用於詞句中，委宛曲折，如泣如訴，擴充了詞的傷感意蘊；其間比興手法的運用，更加深了全詞的感人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