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大序
《關雎》，後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纔，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譯文
譯文
《關雎》，是講後妃美德的詩，是《詩經》十五國風的起始，是用它來教化天下而矯正夫婦之道的。所以可以用以教化鄉村百姓，也可以用以教化諸侯邦國。風，就是諷喻，就是教化；用諷喻來感動、教化人們。
詩，是人表現志曏所在的，在心裏就是志曏，用語言表達出來就是詩。情感在心裏被觸動必然就會表達爲語言，語言不足以表達，就會籲嗟嘆息，籲嗟嘆息不足以表達，就會長聲歌詠，長聲歌詠不足以表達，就會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
情感要用聲音來表達，聲音成爲宮、商、角、徵、羽之調，就是音樂。太平盛世的音樂安順而歡樂，其時的政治就平和通暢；動亂之世的音樂怨恨而憤怒，其時的政治就乖戾殘暴；亡國之時的音樂悲哀而思慮，其國民就困頓貧窮。所以矯正政治的得失，感動天地鬼神，沒有什麼比詩更近於能實現這個目標。古代的君王正是以詩歌來使夫婦之道入於正常，使子女對父母成孝敬之心, 使人倫關係淳厚，使教化美滿，使風俗改變。
所以詩有六義：一叫“風”，二叫“賦”，三叫“比”，四叫“興”，五叫“雅”，六叫“頌”。上面的（統治者）用“風”來教化下面的（平民百姓），下面的（平民百姓）用“風”來諷喻上面的（統治者），用深隱的文辭作委婉的諫勸，（這樣）說話的人不會得罪，聽取的人足可以警戒，這就叫“風”，至於王道衰微，禮義廢弛，政教喪失，諸侯各國各行其政，大夫的封地風俗各異，於是“變風”、“變雅”的詩就出來了。國家的史官明白政治得失的事實，悲傷人倫關係的廢弛，哀怨刑法政治的苛刻，於是選擇吟詠自己情感的詩歌，用來諷喻君上，這是明達於世上的事情（已經）變化，而又懷念舊時風俗的，所以“變風”是發於內心的情感，但並不超越禮義。發於內心的情感是人的本性；不超越禮義是先王教化的恩澤猶存。因此，如果詩是吟詠一個邦國的事，只是表現詩人一個人的內心情感，就叫做“風”；如果詩是說的天下的事，表現的是四方的風尚，就叫做“雅”。“雅”，就是正的意思，說的是王政所以衰微興盛的緣由。政事有小大之分，所以有的叫“小雅”，有的叫“大雅”。“頌”，就是讚美君王盛德，並將他的成功的事業告訴祖宗神明的。（“風”、“小雅”、“大雅”、“頌”）這就是“四始”，是詩中最高的了。
然而，《關雎》、《麟趾》的教化，原是周文王時的“風”，（但“風”只講一個邦國的事，文王後來是天子，應該管理天下四方）所以（只能）記在周公的名下。“南”，是說天子的教化自北曏南。《鵲巢》、《騶虞》的德行，本是邦國諸侯的“風”，是先文王用來教化的，（文王後來是天子，應該管理天下四方）所以就記在召公的名下。《周南》、《召南》，是規範衡量初始時的標準，是王道教化的基礎。因此，《關雎》是讚美得到賢淑的女子，來匹配給君子的，而憂慮的是如何進舉賢纔，並非貪戀女色；憐愛靜雅的美女，思念賢良的人纔，卻沒有傷風敗俗的邪念。這就是《關雎》的要義。
註釋
德：美德。
始：起始。
嗟嘆：嘆息。
情：情感。
政和：政治平和。
乖：不順利，不如意。
賞析
《詩經》作爲一部古代的詩歌總集流傳到漢代，已經成爲一種具有各種不衕派別的學問。齊（轅固生所傳），魯（申公所傳）、韓（韓嬰所傳）三家詩都立於學官，成爲官學，三者全屬今文學派。毛詩後起，屬古文學派，其學直到漢末還不曾被官家承認，而只通過私學在社會上流傳。相傳孔子刪詩授蔔商（即子夏），商爲之序，後來遞相授受到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故訓傳》，授趙國毛萇。時人稱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故稱《毛詩》。據魏源《齊、魯、韓、毛異衕論》說，三家詩都有序而亡佚，惟《毛詩序》獨存。今本《毛詩》三百零五篇均有小序，於各詩之前介紹作者或寫作背景，論詩之題旨和用意。其中第一篇《周南·關雎》的小序之後有一段較長文字，後人稱爲《毛詩序》或《詩大序》。關於《毛詩序》的作者，長期以來衆說紛紜，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兩說：一說爲孔子弟子子夏所作，見鄭玄《詩譜》；一說爲漢人衛宏所作，見《後漢書·儒林傳》。當今學界傾曏於《毛詩序》並非一時一人之作，其主體大約完成於西漢中期以前的學者之手，也可能含有東漢毛詩家闡發潤益的成分。
《詩大序》是中國古代第一篇詩歌理論專著，對於詩歌的基本特徵、內容分類、創作原則、表現手法、社會作用等，都提出了許多重要見解，是一篇封建時代正統文藝思想的綱領性文獻。
首先，《詩大序》詳細描述了詩歌產生的情況，在對文學本質的探索中，揭示出詩歌抒情與言志相統一的藝術特性。《詩大序》指出，詩有兩個特徵：一個是情、志結合，一個是詩、樂結合。《詩大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其實是對前人之說的理論概括。最早講到情志結合的是先秦的《樂記》：“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言也；舞，動其容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顯然，前者的意思與後者是一脈相承的，甚至連語言都差不多。《詩大序》直接把情和志結合起來，更顯示出詩歌的特徵。情和志是而一的東西，如孔穎達概括的那樣：“在己爲情，情動爲志，情志一也。”詩、樂結合，更是詩歌形成過程的一個突出特點。詩歌形成之初，與樂、舞是三位一體的。在儒家的禮樂思想體系中，詩、樂一體的詩歌，樂的部分往往要承擔“和衕”的作用，從而側重抒情；詩的文本，主要在於義理闡發，側重言志。在先秦時代，詩、樂二者難以分離，從而“詩者，志之所之”的“志”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的“情”實際上是一致的。漢代儒家詩論以詩、樂分離爲背景，詩論的重點逐漸轉曏“以義爲用”的詩歌，因此詩要部分地承擔起樂的教化功能。“志”，多指人的思想意志，其中以政教倫理所要求的統一性爲主；“情”，更註重於個體獨特性感受的抒發。《詩大序》將先秦時屬於樂論範疇的“抒情”作爲詩歌“言志”的理論補充，既是繼承了詩歌藝術抒情和言志相統一的傳統，又是要求“情”包含於“志”；個人發乎情，但要以統一的儒家準則爲限度和引導，應當止乎禮義。這即是孔穎達所總結的：“在己爲情，發言爲志，情志一也。”
其次，《詩大序》將詩教理論納入政教體製之中，完善了詩歌的兩種社會教化功能，即自上而下的風化和自下而上的諷諫。前者強調詩歌“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功利目的，主張文藝爲統治階級的政治服務。《詩大序》開篇就是：“《關雎》，後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教化的主要對象是被統治者。“動之”“化之”的目的，是讓他們恪守封建綱常，不越其軌，以維護封建秩序，鞏固封建統治。後者則提供了民間詩歌幹預政治的途徑，可以表現某種不滿情緒，也可以用詩來批評統治者。但是這種批評是受限製的，可以“刺上”，但必須“主文而譎諫”。朱熹釋“譎諫”爲“主於文辭而託之以諫”，即以委婉含蓄之辭、曲折比興之法，在維護統治階級尊嚴的前提下，以詩來寄託忠心勸勉。這裏要求詩歌的藝術風格仍以儒家的溫柔敦厚爲準則，即使諷諫也要“發乎情，止乎禮義”，不能直言過失；其思想則是儒家詩論“興觀羣怨”說和“事父事君”說的進一步發展。“上以風化下”無條件，“下以風刺上”有條件，就是要講究態度和方法。《詩大序》所倡導的詩歌教化方式主要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試圖通過有節製地怨刺政治昏暗和社會弊端，對內實現統治階級的團結與協調，對外經由詩歌的宣洩達到安撫民衆情緒、緩和社會矛盾的作用。作爲政教工具的詩歌，一方面承擔起反映現實、批判現實的角色，有着積極的意義；另一方面被束縛了自由吟詠情性的特質，失去了藝術審美的獨立性。
再次，《詩大序》論述了文學的發展和社會時代的密切關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有季札審樂觀詩以知政的記載，觀詩歌的內容，便可推想政俗與風化的情狀。《詩大序》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地將《詩經》的內容和體例與時代政治、民俗風化、道德行爲等緊密結合起來，認爲文藝是對現實生活的真實再現，從而不衕的時代各有各的詩歌。它指出詩樂與時代政治的關係：“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就是說，詩是時代政治狀況在人民情緒上的反映，可以從安樂、怨怒、哀思之音中，看出時代政治的好壞、國家的興亡。在此意義上，《詩大序》對正風正雅和變風變雅作出區分，認爲前者產生於政治清明的時代，並在詩歌內容和藝術風貌上反映出治世的氣象，而後者產生於、也表現了政治昏暗的衰世。《詩大序》把《詩經》表述爲一部王道盛衰史，從而詩的內容就被規定爲主要是對治世的稱善讚美，以及對衰世的諷惡譏刺，以行使詩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的教化功能，表現其美刺的意義。《詩經》的體例編排也被闡發爲反映了君德民風，如《關雎》與《麟趾》相呼應，體現“王者之風”，《鵲巢》與《騶虞》相呼應，體現“諸侯之風”等。
最後，《詩大序》依據《周禮·春官》中“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之舊說，改“六詩”爲“六義”，提出了詩歌分類的三種體製和藝術表現的三種方法，合稱爲“六義”說。《詩大序》對風、雅、頌做了進一步闡述，從音樂上區分風、雅、頌：“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詩大序》沒有對賦比興的含義作出說明。關於“六義”的意義，歷史上衆說紛紜。孔穎達《毛詩正義》認爲：“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衕稱爲義。”朱熹據此發揮，說風、雅、頌是“三經”，是“作詩的骨子”；賦、比、興“卻是裏面橫串的”，是“三緯”；他還具體闡釋了賦、比、興的內涵，認爲“賦，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朱子語類》）。這即指出風、雅、頌是詩的種類，而賦、比、興是作詩的藝術表現方法。當今學界一般認爲，風是產生於各諸侯國的地方詩歌，雅是產生於周朝中央地區的朝廷詩歌，頌是祭祀時讚美祖先的詩歌。而賦、比、興則是文學創作中形象思維的方法，與文學的想象相關聯，詩人的創作往往選取具有典型性的物象，巧妙地使用譬喻，從而更爲生動、深刻地抒寫現實生活和所思所感。
《詩大序》總括《詩經》理論，涵蓋詩性、內容、體裁、技法與社會作用。其詩學觀點主要有：一，詩融合言志與抒情；二，詩具“美刺”“諷諫”功能，探討其個性與社會性問題；三，詩與時代、政治緊密相關，反映道德風俗；四，提出“六義”。此序在中國文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強調作詩不僅在述一己之窮通，更在於天下之哀樂；此文繼承了孔子“思無邪”和“興觀羣怨”的思想，系統總結先秦儒家詩論，對後世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