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上元夜遊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書生一人來過，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城西，入然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過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
譯文
譯文
己卯上元節，我在儋州。有幾個老書生過來看我，說：“在這月光皎潔的美好夜晚，先生能出去走走嗎？”我很高興地聽從他們的提議。於是走進西城，進入然人宿舍，穿過小巷，只見漢族和少一民族混雜在一起，賣肉的賣酒的多得很，回到家已經三更天了。家裏人掩門熟睡，已經是鼾聲陣陣了。我放下柺杖發笑，心想我半夜出遊和家人酣睡，究竟哪個有得？哪個有失？蘇過問我爲什麼笑，我是自己笑自己。這也是在笑韓癒，他在一個地方釣魚未釣到，就想到更遠地方去，他不知道走到海邊的人也不一定能得到大魚。
註釋
上元：陰曆正月十五日爲上元節。
己卯：宋哲宗元符二年己卯，即公元1099年。
儋（dān）州：唐設儋州於海南島（州治在儋縣），其前身爲西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7年）所設之儋耳郡。蘇軾於紹聖四年（1097年）閏二月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七月至昌化（儋縣）。
過：拜訪，探望。
民：指漢族人。
夷：指少一民族（如黎族等）人士。
雜揉：衕“雜糅”，混雜。
屠沽：屠戶與賣酒者，文中指賣肉、賣酒的人。
紛然：盛多的樣子。
三鼓：漢魏以來，一夜分爲五更，即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又可分爲五鼓，即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還可分爲五夜，即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三鼓，即三更、丙夜，相當於現在講的夜十一時至一時。
關：門栓，文中指門。
再鼾（hān）：第二次打鼾，如俗語所說第二次睡覺。
孰爲得失：何爲得何爲失，指出遊與“已再鼾”而言。
過：蘇過，字叔黨。蘇軾幼子。
“然亦笑”三句：韓癒有《贈侯喜》詩雲：“吾黨侯喜字叔起，呼我持竿釣溫水。……哺時堅坐到黃昏，手倦目勞方一起。暫動還休未可期，蝦行蛭渡似皆疑。舉竿引線忽有得，一寸纔分鱗與鬐（qí）。是時侯生與韓子，良久嘆息相看悲。我今行事盡如此，此事正好爲吾規。半世遑遑就舉選，一名始得紅顏衰。……君欲釣魚須遠去，大魚豈肯居沮（jù）洳（rù）？”此三句意謂韓癒半世求官，終無所得，便欲歸隱箕潁之地，卻不明白即便是隱居也未必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賞析
這篇散文，前半記述與海南文士月夜出遊的一個生活斷片。在那明月皎潔的上元美好之夜，應幾位老書生之邀，蘇軾“欣然”出遊。城西的風光，然舍的景物，小巷的民情，紛紛攘攘的生意人，都引起他濃厚的興趣，使他流連忘返，回到家中，天已三更，兒子也已掩門熟睡。蘇軾借這一生活斷片，不用細節刻畫，自然透露出了儋州小城上元之夜的繁榮景象、祥和風俗，並抒發出一種悠然自得的心情，反映了自己與海南人民的親切交誼，文筆輕快自然，雋永優美。“步”、“入”、“歷”三個動詞連用寫出了蘇軾從容觀賞景物的心態和樂而忘返的濃厚遊興。以“雜揉”形容漢族和黎族的融洽相處，用“紛然”描寫市井氣象的繁榮，文筆簡淨。作者的三鼓始歸和兒子的“掩關熟睡”，說明他們雖然遠謫海南，但與生活環境十分和諧，心境十分安閒恬靜。
“放杖而笑”以下，寫作者由“欣然”出遊而悟得的因緣自適、隨遇而安、當下即是的生活哲理。但蘇軾不是用議論來直接闡說，而是用富有生活情趣的“放杖而笑”來表現，這四個字又本於《莊子·知北遊》。由“放杖而笑”引出兒子發問，從而推進到“自笑”和笑人。蘇軾的“自笑”，是他出遊後的悠然自得之笑，是苦中求樂的自我慰藉之笑。“笑韓退之”，則是笑他思度拘滯，不善超拔。韓癒曾寫過一首《贈侯喜》詩，是借釣魚寄寓對人事的感慨。詩中說：門生侯喜叫他到洛水釣魚，洛水很淺，是蝦蟆、雀兒戲遊的地方，不值得垂釣。果然他們從早釣到晚，舉竿引線，好不容易纔釣到一寸長的小魚，這時他們很爲感慨掃興。
韓癒寫此詩時纔三十四歲，在仕途上不甚得意，赴京師調選官職，竟無所成，侯喜則奔走舉場十餘年，不獲知遇。故韓癒的釣魚之喻，既是不滿仕途的憤激之談，又含有對門人的激勵之意。但在蘇軾看來，“釣魚須遠去”，未免有意於希進務得。把握當前隨緣任天，自能無往而不適；遠行下海，執意追尋，未必能得其所求。蘇軾的自笑和笑人，從正反兩個方面反映了他的隨緣自適的思想，這是他身處無可奈何的逆境中所產生自慰自解的特殊心態。他認爲，一切得失都是相對的，只要抓住當前，與環境協調，就會悠然自得；心懷奢望，不切實際地務得而強求，反會心力交瘁，自尋困擾。小文信筆寫來，既饒有情趣，又寓理於事，耐人尋味，堪稱東坡小品文的佳篇。
這篇文章展現了一次作者月夜出遊的生活片斷，寫整個遊歷路程，只用“步”、“入”、“歷”三個動詞，加上所屬賓語，就歷歷在目；而其所見者，爲“民夷雜揉，屠沽紛然”。儋州元宵節特有的熱鬧、喜悅，皆躍然紙上。夜晚遊市，如歷夢境。父子相對而笑，見出蘇氏父子雖處“多病瘦悴”、“飲食百物艱難”的困境，卻超然自得，生活和諧，心境恬靜。結尾用韓癒的典故，把人生比作釣魚，蘊含着作者對人生得失無定的妙悟，其中有一生“釣魚無得”的幾分自嘲。全文語極簡約，意境怡然，情調超凡，堪稱小品佳作。
宋哲宗紹聖元年（公元1094年），剛繼位的皇帝趙煦罷斥舊黨，恢復新法，啓用和司馬光對立的章惇擔任宰相。這些新黨，並不具備當年王安石的品德和纔幹，倒熱衷於借新法來營私、整人。蘇軾早期“以詩文譏刺聖上”的事件又被翻出來了，他遭貶謫放逐至惠州（今廣東惠州）。元符元年（1098年），蘇軾已經六十三歲，宰相章惇卻再將他貶往更遙遠的海南儋州。這次被貶，蘇軾已下了必死於當地的決心，《書上元夜遊》便是寫於作者謫居海南的第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