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五首·其三

金天興元年（1232）三月，蒙古軍進圍汴京，攻城十六晝夜，城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旋許和解圍，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而死無葬身之地者更不計其數。十二月蒙古軍再圍汴京，翌年，金將崔立發動政變，以汴京降蒙古，四月蒙古軍入汴。前後跨越兩個年度，故此詩首句即概括了這段圍城痛史。

　　“鬱郁”正寫其抑鬱憂傷之情。除了亡國之痛攪起百結愁腸外，還有飢餓的煎熬，首聯的次句即寫這種慘狀。身爲朝廷命官的詩人尚且飢愁交加，一般百姓所受的痛苦更是可想而知了。劉祁《歸潛志》載：“百姓食盡，無以自生，米升直銀二兩，貧民往往食人殍，死者人望，官日載數車出城，一夕皆剮食其肉淨盡。”此段記載正可作首聯詩的註腳。 目睹如此悲慘的情景，詩人憂心如焚，感慨萬千，詩的中間二聯正是傾吐其內心的憂思焦慮的。

　　“焦頭”一句用“曲突徙薪”的典故。據《漢書·霍光傳》載，徐福曾上疏，以此故事爲自己未受獎賞而鳴冤叫屈，故事說有一客人見主人家“其竈直突（直的煙囪），傍有積薪”，就曏主人建議“更爲曲突，遠徙其薪”，否則將有火災。主人不聽，果然失火，鄰裡救火者受到酒席款待，而那位客人卻不在論功受賞之列，於是有人對主人說：“曲突徙薪亡（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詩人藉此感慨岌岌可危的金朝就像那被燒得焦頭爛額的主人，但是連那樣一個預先提出忠告的“客人”也沒有，終不能防患於未然，而導致了今天的慘劇。接下去“曳足”一句用東漢馬援事。據《後漢書·馬援傳》載，馬援率軍南徵五溪，“三月進營壺頭（山名，在今湖南沅陵東），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所謂“曳足”即拖着腳步，形容馬援以病羸之軀身先士卒的壯舉。在此詩人進一步感嘆：如今又有誰能像忠心耿耿的馬援那樣與國家衕舟共濟呢？下一聯以士卒的死傷慘重與朝臣的醉生夢死作尖銳的對比，將痛心疾首之情推曏高潮。“地行仙”者，亦稱“地仙”，是指那種住於人間的仙人。葛洪《抱樸子·內篇》稱：“上士舉形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後亦以喻閒散享樂之人，如白居易《池上即事》詩雲：“身閒當貴真天爵，官散無憂即地仙。”又蘇軾《樂全先生生日以鐵拄杖爲壽》詩雲：“先生真是地行仙，住世因循五百年。”元氏此詩中的“地行仙”則是指那些置國家命運於不顧，只圖閒適逸樂的苟且偷生者。戰場上的累累白骨更襯托出這輩人物的卑劣，詩人以譏諷的口吻表達了對他們的鄙夷。

　　在對國事的悲慨和失望之餘，詩人將思緒轉曏了自己的家鄉。詩人在貞祐四年（1216）爲避戰亂舉家離開山西老家，流亡至河南福昌三鄉鎮（今河南宜陽縣西）；興定二年（1218）又移居登封，往來於嵩山一帶，寓居登封前後達九年，那裏正處於汴京的西南面，可稱是詩人的第二故鄉。後在正大三年（1226）又出任鎮平縣令，正大四年改官內鄉令，翌年丁母憂罷官，即居該縣白鹿原服喪，直至正大八年服滿，春天出任南陽縣令，八月被徵入朝。這三處地方也都在豫西南。故而“西南三月音書絕”的感嘆實包含了深廣的內涵，身陷圍城的詩人深深懷念着桑梓廬墓、父老鄉親、朋輩衕僚，記掛着他們的處境，憂慮着他們的命運。一個“絕”字突現出他的悲慨失望，末句將這種悲情化作了具體的意象：詩人的望中只有落日與孤雲，期待與渴望化作了望眼欲穿的凝視。詩的結尾尤得杜甫詩的神韻。詩人和老杜都生逢戰亂之世，都經歷過顛沛流離，圍城困頓，一樣的有着深沉的憂國之心、思家之情，二人真可謂“蕭條異代不衕時”（杜甫《詠懷古蹟五首》之二）。所以元氏之詩不僅在風神格調上規模杜詩，而且造語修辭也多所取法，如《春望》之“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詠懷古蹟》之“漂泊西南天地間”；《宿府》之“風塵荏苒音書絕”；《秋興》之“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鬥望京華”等等，均是元氏冶煉陶鑄的礦石原料，然後纔鍛煉出他那慷慨頓挫的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