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術

“心術”一詞，含義較複雜。《管子》有《心術》篇，以虛靜之說講養心治國之道。蘇洵《心術》，講將領的心理修養，製下待敵之道，以及運思、機權之術。
文章首先論“將”：“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養。作者認爲，主將的心理品質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鎮定，臨大事而不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第二，極度的沉靜，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幹擾，“糜鹿興於左而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夠抵禦敵人。孫子講將的修養有“智、信、仁、勇、嚴”（《孫子兵法·計篇》），蘇詢也講智與嚴，這些屬於智能與品德修養，但他認爲鎮定和沉靜的心理素質更爲重要。這就是“大將風度。”
其次論“兵”：“凡兵上義”。上義就是崇尚正義，“不義，雖利勿動”，把正義性作爲軍事行動的準則，如非義舉，那就“勝有所不取，敗有所不避”（《項籍》）。尚義之說，自佔而有，但蘇詢並非重複遷闊之論，他是義利統一論者，認爲“義利、利義相爲用，天下運諸掌矣”（《利者義之和論》）。他是從利的目的出發提出尚義原則的，因爲背義逐利的戰爭只能獲一時之利，最終將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義而行，則可盡天下之大利。因爲“惟義可以怒士”，要以“義”來激勵士兵，“十以義怒，可以興戰”，正義之帥將無敵於天下。
再次論“戰”：“凡戰之道”有四養：“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四養之說，顯然有“譏時之弊”的意義。宋王朝積貧積弱，原因很多，而下能“使耕者無所顧忌”，兵冗而供給貧乏，用人“賞數而加於無功”（《衡論·審勢》），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養的辦法正是：“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遊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這四養中，最重要的是“養心”——培養和保持士兵積極的心理狀態、高昂的戰鬥意志。“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暗合了管理學適最刺激、不斷刺激的理論。不斷刺激，則能保持士氣而有“餘勇’，適量刺激，則時常有所追求而有“餘貪”，士兵永遠保持旺盛的鬥志，“故雖並天下，士不厭兵”，這就是“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戰未必有出處）。反之，“不養其心，一戰而勝”。士兵既驕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論“將”、“兵”、“戰”，着眼大處，講爲將、治兵、待戰之大道。以下再論將、兵、戰，講戰時爲將之道、戰時用兵之道、戰時運思之術。臨戰之將應“智而嚴”，士則應愚，這樣士兵纔能委身聽命，與將共生死。蘇詢將智士愚的論點當然不好，但要求士兵應絕對服從和無條件執行命令則是合理的。戰時用兵，在於五知。知敵，應“知敵之主，知敵之將”，然後“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戰則乘之”（《法製》）。“乘之”就是抓住敵將的弱點“動於險”而出奇製勝。三國時鄧艾由陰平道“縋兵於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險攻滅蜀國。他之所以敢於如此，就在於看透了蜀後主“劉禪之庸”。能知敵則“去就可以決”、還耍知己，在自己則應“知理”、“知勢”、“知節”，理是事理，知義之所在爲知理，勢是戰略形勢，要知自己所處的形勢，節指軍事指揮中應掌握的法度節度，能正確確定作戰方案，調度兵力爲知節，“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而不屈，知勢而不沮，知節而不窮”。知己知彼，知節是關鍵，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現。蘇詢認爲，“知節”之將，能“忍”能“靜”，具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的心理品質。在戰機到來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靜製動，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戰方略，以應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無敵於天下”。
戰爭中運思之術，文章提出兩點：一是避實擊虛和暴短陰長的辯證思號，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辯證關係。
“兵有長短”，誰都想用長避短以避實擊虛。但戰爭是雙方的事，“吾之所長，並出而用之，彼將不一與我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詐，蘇詢認爲，要用用長避短之正，需設暴短陰長之奇：“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蘇詢認爲，暴短陰長纔能達到用長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隊“無所顧”、“有所恃”，打仗纔能勇敢。一切有利條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憑所侍可以堅定鬥志，鼓舞士氣，正如一個人，“尺捶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卻步”。有恃則勇，無恃則怯，“人之情也”。這是事物的一個方面。如果以爲“有所恃”而麻癬渙散，其“所恃”將不可恃，這也如正一個人，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善用兵者註意發揮有利條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軍心，鞏固陣容，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勢鞏固自己，“則力有餘矣”。這是蘇詢對用兵應“有所恃”而不可只有恃的辯證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