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之起步

人們見了我，最常發的一問就是你怎麼走上了紅學的道路?既然大家對此話題頗欲一聞其來由緣故，我也不厭其煩地曏他們陳說一遍，詳略雖殊，事情 粗具——大家的好奇心讓我也深感這原來不是一件“小事”。

我治紅學，既有很大的偶然性，又有深刻的必然性。兩者相交，適成一種歷史文化萬象中之一象。

先說“偶然性”。

偶然性與必然性的真正關係之微妙難以盡究，最是耐人尋味了。比如說，我的紅學開端 是由於發現了鬍適先生久尋無獲的《懋齋詩鈔》，這是很大的偶然性現象；但我不到燕京大 學，怎能在那無比豐富的圖書館去發現它?這就又要問：我單單到燕大去讀書，這是偶然性 還是必然性?——這下子，就又牽扯到日軍破壞我的南開中學母校與他們復又破壞我的燕大 母校的侵華、抗日的無窮歷史因由事故交織而成的特殊事相而“降臨”到我身上的這段“傳 奇故事”了。

一切事情，細想起來，都包含着“萬層”因緣，“有緣千裡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確 實如此。你與某人某事無緣，就是近已“交臂”，也會毫不相幹，連“失之”也談不上，因 爲根本不發生“交臂失之”的那一要求與理念。而“緣”，又該如何作出“科學解說”?我 至今還是極盼有人能開我茅塞。

因此我以爲，假使我不入燕大，不曾發現《懋齋詩鈔》，遲早我也“必然”以另外的方式去 投入紅學的研究。

這個“必然”何在?在於：一，我曏學慕學，天生有“研究癖”；二，我自幼受母教，長大 些受兄長啓迪，愛文學，喜小說，初中高中時期已與《紅樓》結下不淺的因緣——在高中 時 與衕窗黃裳天天大談《紅樓》，我說我課餘下功夫學英文是要將《紅樓》譯爲外文，曏 世 界介紹(如林語堂之譯《浮生六記》)；並且還說：我要創造一個新英文字：redology—— 紅學。

你看：我的“紅學之路”是早就“走定”了，到燕大的後話，不過是一種“繼續”或“發 展”罷了。

如今且說《懋齋詩鈔》。

如果把發現此書一事孤立起來看待，那就很偶然——也太簡單了。

苦度八年抗戰、淪陷之後，1947年之秋於百般艱難曲折中重返燕園以續未完之學業。其時家 四兄祜昌世 途蹇頓，失業家居，寂寞無聊中，以一部“亞東”版?《紅樓 夢》?( 借到的 舊書)遣悶。他讀 捲首的鬍適的考證文章，引發了對雪芹其人的仰慕之情，見鬍先生尋得敦誠的《四鬆堂集》 ，而敦敏的《懋齋詩鈔》竟不可得，深以爲憾，就寫信來囑我留意此書的蹤影。

我接信後，幾乎是立刻，即直入圖書館，去查卡片櫃。

使我驚喜，此書竟在!

燕大圖書館好極了，只填一個小借書單，館員用“弔籃”傳送到樓上書庫，不一會兒，“ 籃子”下來，書在其中!把借書證備妥，附在書的存卡上，簽了名(或“學號”)，就能抱回 宿舍任情翻閱。我在館中借書何止千部，未見老館員有一絲嫌煩的表情。我至今感念他們。

此刻要說的有三點——

第一，記得原書卡上是空白，這多年來沒有一人曾借過此書，一奇也。二，粗讀一過，就看 見有六首詩是明文詠及曹雪芹的(敦誠的《四鬆堂集》，只有三首涉芹詩)。三，這是清繕本 ，字跡工整，而由於此本的發現方又引出了原稿本的出世(今歸國家圖書館收藏)。

如果你問：發現這麼一本薄薄的小詩集，到底有何意義?

答覆是：這標誌了紅學自1921年正式開端以後(約二十五年之久)的重新起步，也記錄了 “曹學”的一大進展。意義十分重大。

這句話是五十年後回顧學術史而得出的客觀結論，不帶任何主觀誇張的色彩。

發現之後，我草寫了一篇不太長的介紹考論的文稿，就放在宿舍書桌左肘處一堆書物的中間 ，心中並無多想，除去完成家兄所囑的任務之外，即無他念——當時不要說什麼“名利思想 ”、“轟動效應”之類，就連發表的意願也不曾萌生。

隔了很久，燕大未遭日軍封禁之前在校任教的顧隨先生，一次來信忽然提到：你課餘是 否也可練習撰作文稿，如有，可代介紹發表。

我即將久存“肘旁”的兩篇小文寄與了顧師：一爲考辨《皇甫君碑》並非歐陽詢的“少作” ，相反，正是晚期的傑作與奇蹟。另一篇即此敦敏詩集中詠芹詩的介紹，題目將主眼放到了 生卒年考訂的方面。此二稿，顧先生交付與趙萬裡先生(北京圖書館善本室主任，著名學者) ，他正主編一家報紙的“圖書”副刊版。

趙先生一見拙稿，立即編髮了後一篇，而對考歐書的一篇置之弗顧。

文章刊出了，引起衆多人的矚目。在隨後的第二期上，即又登出了鬍適先生給我的一封短信 。

鬍先生的來信，是趙先生轉給我的，我接到時他早已將此信札全文編髮了。這當然引起了更 大的影響。

我的紅學開步，暫記到此，後文下回分解。且附記二事：一是我問鄧之誠先生是否知有 此詩集，他說：“我早知道；鬍適早就來問過我。因我不喜歡他——已成‘半個洋人’了— —我沒告訴他。”此誠祕聞也。

其二是燕大藏本後爲哈佛大學調去，遂藏在彼。今影印者乃原北圖(今國家圖書館)之藏本也 。

詩曰： 殘編一捲懋齋存，母教兄言憶舊恩。

難忘師情羣輻輳，百川歸海大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