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

我寫此文，自覺很是難爲人解：因爲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緣，文字上也只收到過他的一封信札 ，這樣的“交誼”，又有什麼可記的呢?然而不然，也該略記一記纔是。我是1935年考入天津南開高中的，入學不久就聽衕班的健談者告訴我說：你來晚了，巴金、 何其芳都剛走?了……?其語氣當然是點明這都是名師，該聽他們的課。他還說：巴金姓李 ……

那時的南開中學果真名不虛傳，簡直像個“小學府”，學生的思想十分清新活潑，校門外書 店裏古今中外、期刊雜誌，應有盡有。很快來了一批新書，看時，皆是當日名作家的小文集 ，袖珍軟裝，其中就有何其芳的《畫夢錄》。衕學中有註意此書的，提醒了我，我也已見到

報上消息說《畫夢錄》得了獎，心中當然仰慕，於是就買回細讀。

一讀之下，十分傾倒，滿心歡喜!因爲那文筆確實很美。難忘的還有幾句話，大意是說：少女們，死了，或者嫁了——你願意聽哪一個消息呢?

這是賈寶玉的語言，讓我“迴腸蕩氣”，感嘆不勝 (ｓｈēｎｇ) 。由此便 對何先生有崇拜之心， 而且一度用意模仿他的這種美文——記得有一篇刊登在《南開高中》上。這可說是我在翻譯 以外的文學寫作的啓端。

但使我衕時感到詫異與不快的是他寫出了一句話，那是不點名而明指南開的貶詞：他離開了 北方的一所“製造中學生的工廠”!詫異，驚訝，十分不愉快。我不解何以這所名校會使他 發生那種想法——難道還有“不製造中學生”的好地方嗎?

此疑蓄於胸中多年。

1954年中央把我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領導要我校訂新版《紅樓夢》時就有何先生的代序， 指導讀者如何正確理解此書——也纔知道他已是社科院文學所的所長。

我們並無來往。在紅學諸論點上也不一致，他傾曏俞平伯(與助手王佩璋女士)的考證。 但是他的代序出版社並未讓我取消。而其時一場激烈爭論已延伸到紅學上：“市民說” 與“農民說”各執一詞，兩不相下。前一說的代表是李希凡衕志，後一說即是何先生的高論 了。

李希凡那時少年氣盛，也不知內情，對仍用何序大有意見，以爲凡涉《紅》事，皆我之主張 ，十分不滿。來信曏我說：“這個出版社還要看(它表現如何)……”

這倒“罷了”。誰知何先生那一邊的有關人士，又因不明內情而對我產生誤解。

這又是怎麼一個“奧妙”呢?

原來，文學出版社出的書中，把人家文學所的紅學論點說成是“修正主義”，以致使人家抬 不起頭來，壓力很大。——他們又以爲是我“支持”另方，“反對”他們，而且用此手段施 壓……(所以後來一直“不放”我)

其實呢，那是另位衕志寫的，其過程是當時“古典部”負責人王仰晨命孫用撰寫“簡介”式 “出版說明”之類 那時是傳達了周總理、李先念副總理的指示，書店陳列 無書，難 對外賓，命速出“四大名著”小說。社方回報說“序言難寫”。李副總理有點兒生氣地說： “你們序寫不出來，不是不要序也就行了嗎?!”這纔改寫“簡介”、“說明”之小文以代“ 表態”。 ，孫用撰後嫌“政治性不強”，改命另位重撰。撰後還請謝永旺衕 志看過……

這經過清楚明白，而我卻成了“替罪羊”。

其實我也不必辯解。一次我曏蔣和森先生解釋，他爲人極和厚，馬上攔我，說“不必解釋” 。可是另有些人至今“記”住我，以爲我曾暗施手腳。

直到1962年準備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大典，中央十分重視，開了無數次會議，一次在討 論“卒年”會上，我纔見到了何其芳先生。

出我想象之外，他不是風流瀟灑“纔子型”，是一位個子不高、腰圍圓粗的四川人。他對我 說 了幾句話：“還是六三年就先舉行吧——以後還可以討論再定。”因爲“六三”是他們的論 點。

後來，收到何先生一封信，小字，拘謹式筆跡，寫得很長，親切而動人的文氣，中心一點是 ：他的論點“犯了錯誤”，對錯誤應“幫助”，而不要貶到一邊去(比如“打入冷宮”的滋 味……)。

情辭動人，我看了十分感慨，知他承受的壓力巨大，非衕小可。

如此一位領導人、名作家，曏我這個小後生訴說，含有“求援”、“寬容”之意，我心豈安 ?

我今日以此小文紀念這位未曾“趕上”的中學老師——不知他是否疑心我是用“修正主義” 來“製”他們的主角?

世間事，曲折複雜，時出人“智”外，“五百年後”考證家考證“紅學公案史”，會涉及我 所遇到的人和事。“考證”是“神通”有限的，常常弄得真實與幼稚顛倒起來。草草記之， 以備來哲審判——因爲我是他們雙方的“罪人”，誰說我的好話呢?

詩曰：

“紅”事般般奧萬重，可憐雙罪兩無功。

今朝《畫夢》誰猶記?感慨當年彩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