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易經》到《紅樓夢》

中華民族的文化思想中，包涵着一個“三纔”思想觀念。它反映在《易·說卦二》，其文雲：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纔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這就說明，中華先民的宇宙觀是“天地人合一”論，而三者皆以“纔”爲之標稱，是“纔”之重要可知。換言之，天地人不曰“三道”而曰“三纔”者，其義可思。蓋道者，就其質性含蘊而言，纔者就其功能表現而言。中華漢字的“纔”，本義是標示植物的萌生，無限的生命之力正在開始發展發揮。

“三纔”包括了宇宙萬物、人生社會的一切事物、活動、表現、成果。明人編纂的鉅著《三纔圖繪》，正是此義的一個具體理解與紀錄。

中華先民認爲，天有天之纔，如風雲雨雪，寒暑推遷，皆是也。地有地之纔，如山川動植，金銀玉石，皆是也。而人獨爲萬物之靈，即天纔地纔所孕育之精華的最高表現是也。

中華先民達到了這一認識，方能有《易經》這樣的著作產生。

人的價值、使命、功能、抱負……，都由這兒開始，而且不斷發展對這種認識的深入思索、反覆探求的智慧活動。

是以，我曾將這種認識標題爲“三纔主義”(見《中國文化》第8期)。

古人從“三纔”的認識自然達到了下—步的緊跟着的認識，必須“人盡其纔，物盡其用，地盡其利”。必如此，方爲能盡天之賦纔。不然者，即非“順性命”，而成爲“暴殄天物”，——天物包括人在內。

從這兒，就發生了人纔的遭際與命運的問題。這個問題也許就是人類文化所不斷努力探究的最大的一個根本問題。

因此，中華的文、史、哲，也正是特別重視這一最大問題的學問。

經、史、子、集，統統是人纔的思維言行的結晶紀錄。虞書禹謨是如此，“太史公書”是如此，孔、孟、老、莊是如此，李、杜、歐、蘇也是如此。 以上明瞭之後，方可歸題於小說這門學科。當然所謂小說，是指中華小說，特別是明清兩代的章回小說而言。

文學基本常識，西方對小說的定義不衕於我們的文化傳統觀念。在我們，小說是史之支流，所謂稗史、野史、外史、異史、外傳、別傳……，都是此一觀念的體現命名。“講史”又是“說話(說書)”市井文娛中的首位分支專科。現存的歷史類演義小說從“開闢”一直到清朝、民國的厲朝各代都齊全了還不算，別的小說也總要“掛靠”一個某朝某代的歷史人物或事件，連《金瓶梅》《西遊記》，總無例外。不叫“史”就叫“傳”，其名似異，其質一也(如《三國》最早刊本也叫“傳”，《水滸》是“傳”，“說嶽”是“傳”……“海上花”也是“列傳”……)。

講“史”畢竟爲了何事？當然可以說是爲了興衰治亂，溫古鑑今；但略略追進一步再問興衰治亂是因何招致的？於是回答便落到了治國安民的聖君賢相、文武良材——問題就立刻顯明瞭：原來，講史就是講的人、人物、人纔。此點最關緊要。

好的君相將帥，就是出衆的人纔，這些人纔的得用(能展其纔)，便造成治世昌明的局面；如若相反，人纔埋沒、屈抑、損害，則造成了亂世塗炭的時期。因此，講史中尤爲受歡迎的“講三分”(三國故事)，就是讚歎魏、蜀、吳三方的各自擁有的出色的文武人纔。

這兒，就包括着他們的遭際與命運的問題。小說中的“後人有詩嘆曰……”正是良證。

唐代大詩人李義山(商隱)寫下過兒童慕效三國人物的句子，而且自己的感嘆是：“管樂有纔真不忝(指諸葛丞相)，關張無命欲何如！”這就完全是他對人纔的痛切的感嘆。宋代大詞人蘇東坡(軾)則寫出了“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東坡也記下過聽說書的羣兒曏蜀反魏的表現，但他自己十分讚美的卻是東吳的周郎，他那“羽扇綸巾”的儒將風度，他那“雄姿英發”。

這兒已經表明：打動詩人詞人的，並不只是“傾曏”於三國中哪一方的事情，而是人、人物、人纔！而是那些人纔的遭際與命運！

此義明瞭之後，纔會懂得：爲何《三國》故事之後，又出了衕樣爲民衆熱情傳述的水滸英雄的故事。

東坡是北宋人，時在徽宗之前，所以他心目中仍然是三國風流人物。而到元明之時，文家藝匠，便轉而讚歎宋江等三十六英雄了(如龔聖作《贊》，陳老蓮作畫)。

什麼叫“英雄”？一定就指“拿刀動斧”的武士？非也。英，是植物的最高結晶表象；雄，是動物的最高形質表象——兩者合稱一詞，代表“地之纔”的精華，而又藉以讚美人纔的出類拔萃者。“雄姿英發”，兩個字已經分出衕現了。 “英纔”“雄纔”，也是中華漢語文中的常用的美稱之詞。

那麼，《水滸》何以能與《三國》衕列而媲美呢？它的獨特價值又在哪裏？

答曰：《三國》人纔，不出帝王將相；而《水滸》作者[註]卻不去再寫那些人，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去寫一大羣“強盜”——被人賤視、敵視、惡視的犯法犯罪之人！

那位作者認爲：我要寫他們，他們並不是天生的壞人惡人賤人，相反，他們本是頭等人纔，即英雄人物，而他們遭到的不是展用施爲，盡其纔美，卻是屈抑陷害，落得家破人亡，無立足境。

“逼上梁山”，這個成語，已經變爲一個“典故”使用了。

所以《水滸》的主題仍然是人、人物、人纔，不過加進來的是因時代、身份、環境等等原因而遭到了令人悲憤難平的命運播弄。這也就是昔人目之爲“憤書”的真正義理。

此義明瞭之後，方能談及理解《紅樓夢》的這一重要課題(本文中，《紅樓夢》一名只指曹雪芹原著)。

曹雪芹是怎麼萌發要作此小說的意念的呢？因素動機，自然並非單一的(可參看拙著《曹雪芹新傳》)；但其中主要的一個是來自他對《水滸》的感受與觸發。

當世研究者皆已看到，《紅樓夢》之所以取一家族、家庭衆多婦女爲題材， 是受《金瓶梅》的啓迪，這原不錯。但大家卻仍未曉悟它受《水滸》的影響更大，更直接。前者的啓迪是“形式”方面爲主，而後者的影響則是“精神”方面的居要。

雪芹之作小說，一貫的精神是“又繼承又翻轉”。對於《三國》《水滸》，他深識其寫人纔的主旨，所以在這一點上他是繼承踵武；然而他的價值正在於絕不肯重複前人陳言舊套。他以爲，無論帝王將相也好，還是草寇英豪也好，都可歸於“鬚眉濁物”一類，亦即不出“一丘之貉”，是斷不肯再寫這種“濁”氣滿身的人物的了，他要“翻轉”，大筆重彩地集中多態地去寫歷來爲人忽視、歪曲、 作踐的女性人纔——即脂粉英雄！

“脂粉英雄”，是個獨創的文學語言，也是人的價值觀的新奇表述方式。此語即見於芹書之第十一回，託言秦可卿臨逝與熙鳳夢中永訣諄囑，其言曰：

“嬸嬸，你是個脂粉隊裏的英雄！……”

請看這是何等的一種心胸眼界！庸常之輩(包括男子)，能見及此而道得出否？(鳳姐本是全書中男女二主角中之女主角[男爲寶玉]。雪芹全力寫她的超衆之纔，但被程高的續本徹底歪曲了這個原爲雪芹高度評價的人物。參看拙著《紅樓夢與中華文化》下編。)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中國小說專家浦安迪andrew h. plaks教授所著《明代小說四大奇書》(已有中譯本問世)，強調中國明清小說名著皆是文人手筆，已不衕於市井瓦舍“評話”的質量風格——他在中文版上用華語自撰的弁言中稱之爲“文人小說”，原話是說：

“首先，本書的核心論調原來是從比較文學的觀點出發的，即視明清小說文類爲一種歸屬於書香文化界的出產品。因此始終標榜這‘文人小說’的概念。”

好一個“書香文化界”！我們中國學者似乎自己還不肯(不會)如此措辭宣義。雪芹確實當得起這個書香文化界作家的美稱，這種人喜歡從中華漢字文化特點上運用“對仗”修辭美學手法，所以他是有意地要與《水滸》構成工緻的對仗主題——

綠林好漢

紅粉英雄

紅粉即脂粉，“紅粉佳人”原與“綠林好漢”對得更工，但雪芹對已有的“佳人纔子”派小說在《石頭記》開捲就表示了批評與不滿，故此略將“紅粉”變換了一下，並且另創了”脂粉英雄”一個絕妙嶄新的、耀人眼目開人心胸的主題“宣言”。

何爲脂粉英雄？今天的語言就說成是“女性人纔”了，這很好懂。(當然，漢文上的風格情趣上的差別，就不暇在此細論了。)

因此，從芹書本身取證，也就不難理解，例如——

一，雪芹自言，那些親見親聞的閨友的“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

一，他又託言自辯、那些“異樣女子”是“小纔微善”。

一，熙鳳的冊子判詞是“都知愛慕此生纔”。

一，探春的冊子判詞是“纔自精明志自高”。

所以他對婦女人纔的感嘆是：

“金紫萬千誰治國？裙釵一二可齊家。”

無待繁辭，斯旨可曉，只要不受程高僞本“寶黛悲劇”假主題的欺騙，細讀全書、即不難盡領雪芹之本懷了。

《水滸》寫了多少人物？一百單八條綠林好漢。

《紅樓》寫了多少女子？一百零八個脂粉英豪。此言何據？即在原書開頭，大石的尺寸，高爲十二丈，脂批雙行註雲：“照應十二釵。”又其“方經”爲二十四丈見方，脂批又註：“照應副十二釵。”(一本作“總應”)。可知“副”是廣義，包括副、又副、三副……而言。那麼，24×4(邊)＝96，是正釵以下諸層副釵的總數，因此——

12(正)＋96(副)＝108

即此已可確證：雪芹在原著捲末所列《情榜》，全部女子人名，正是一百零八個。

這又充分說明，我謂雪芹著書，是直接從《水滸》得其啓示、聯想、構思——“又繼承，又翻轉”，推進一步新思，創出一番新境。

這就是中華文化史上的第一次提出的嶄新而正確的婦女觀，女性人纔頌歌與悼詞。

既是頌歌，如何又是悼詞？

君不見，(水滸)一百單八好漢，個個悲劇命運結局；《紅樓》一百零八女子，也正是個個悲劇結局——雪芹謂之“薄命司”中“註定”者是也。

此又所謂：雖翻轉，實繼承。一部《紅樓》正如《水滸》，寫的乃是婦女人纔的遭際命運，她們都是出色人纔，面皆遭埋沒、屈抑、陷害。

雪芹之書，以甄英蓮(真應憐)爲第一個出場女子，亦即爲全書之“代表人物”，而他下了“有命無運，累及爹孃之物”一句總括“考語”，在此脂硯立即批雲：

“八個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詞客纔人！今又被作者[雪芹]將此一把眼淚灑與閨閣之中。見得裙釵尚遭逢此數，況天下之男子乎？”而衕處還有幾條脂批，一齊慨嘆，至言“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賢之恨，及今不盡！況今之草芥乎？！”

我願研讀《紅樓夢》的人，都能對此重新矚目而集思。究竟雪芹著書，本旨何在？難道只是爲了“哥妹愛情悲劇”？不禁爲雪芹灑淚之書再三長嘆。《易經》以乾坤作首，陰陽是脈，三纔(也稱“三極”)爲綱。通觀中華文化，從《周易》到芹書，正是一條形貌不衕而神情通貫的人類高級神智靈慧的輝煌載記。

甲戌二月初二日寫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