晝居池上亭獨吟

這首詩約作於公元836年（開成元年）劉禹錫分司東都之後。裴度罷相後，劉禹錫也被擠出中央，由禮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出爲蘇州刺史，後又回京任太子賓客，太子賓客分司是個閒居，而他卻願竭誠爲國效力，不願就此終老，此詩就是他的抒懷之作。

《晝居池上亭獨吟》是一首五言律詩。此詩寫在一個幽靜的環境中，詩人看到蜜蜂從中受到教誨，衕時也聯想到鶴的美好儀態；接着以酒調節精神，借琴陶冶性靈，刻畫詩人的自我形象，結尾作達觀之語，又以反問句作結，隱隱透露出內心的不平。此詩寫得含蓄蘊藉，頗耐咀嚼；結句用典，暗含諷刺，內心情感自然流露，可以從中感受到詩人的人格和不屈靈魂。

“日午樹陰正，獨吟池上亭。”首聯兩句寫出了一個恬靜幽雅的環境，藉以襯托詩人孤獨閒適的情韻。

　　“靜看蜂教誨，閒想鶴儀形。”頷聯寫詩人的兩個動作：看和想。並從所看所想的內容展現出詩人美好的心靈。池邊花草叢生，蜜蜂飛舞。他靜靜看去，感到很受教益。蜜蜂“繁佈金房，壘構玉室。咀嚼華滋，釀以爲蜜”（郭璞《蜜蜂賦》），一生不曾偷閒；對於敵害，它們羣起而攻，萬死不辭，臨戰從不退卻。這就引起詩人深沉的思考。詩人積極參加政治革新，並寫了大量諷刺權貴的詩篇，這一切都是問心無愧的。但歷遭打擊，也曾產生過消極退隱的念頭。這裏“蜂教誨”三字，說明詩人從蜂的勤奮勇敢受到啓示。我國古代有“聖人師蜂”的說法。師蜂自勵，表現出一種積極的生活態度。

　　這一聯出句從“看”字引出，是實寫；對句“閒想鶴儀形”則從“想”字着筆，是虛寫。相傳鶴是君子所化（見《抱樸子》），所以“鶴儀形”也就是君子的儀形。在他另一首《鶴嘆》詩裏有：“徐引竹間步，遠含雲外情”兩句，就可以想象出“鶴儀形”的神態，及詩人曲折表達的高尚人格。這裏以“鶴儀形”爲尚，修德至勤，表現了“身閒志不閒”的高尚情操。總的來說，這兩句詩抓住蜂的勤勞勇敢和鶴的志趣高尚的屬性，構成了鮮明的感性形象，是極耐人尋味的。

　　“法酒調神氣，清琴入性靈”。頸聯進一步刻畫詩人的自我形象。“法酒”是按照法定規格釀造的酒。古人飲酒，有的純系縱情享樂，有的是爲了消憂，詩人飲酒則是爲了“調神氣”，即調節精神。這與他在《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詩中說的“暫憑杯酒長精神”是一致的。下句借清琴以陶冶性靈，寄託自己高潔的情懷。緊承上聯仍從“靜”、“閒”兩字着筆。表面上寫得恬淡閒雅，而感情的伏流並不平靜。

　　接受“蜂教誨”，應該勤奮工作，勇於爲人；取法“鶴儀形”，應該進德修身，心存社稷。但詩人當時已被排擠出朝，無政可從。這種主觀與客觀的矛盾，使詩人深感苦悶。飲酒、撫琴，既表現了詩人不甘沉淪、在寂寞中力求振拔的精神，又是詩人娛情悅志、排遣愁緒的一種方式。渴望用世與琴酒自娛，從寫形的角度來看，是相反的，矛盾的；而從寫神的角度來看，又是相成的，統一的。頷聯和頸聯正是運用相反相成的藝術手法，形神兼備地寫出了詩人的美好情操。

　　“浩然機已息，幾杖復何銘？”尾聯作達觀之語，正好與“鶴儀形”相契合，不失爲君子風度。但又以反問句作結，隱隱透出內心的不平。“浩然”是形容心胸的開闊和澹盪。“機”是機心。世人爲了爭權奪利，機心百出，劉禹錫無意於此，所以說“機已息”。給幾、杖作銘文，往往有自警或勸誡之意。“幾杖”在這裏是偏義詞，主要是說“杖”。劉曏《杖銘》：“歷危乘險，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強；有杖不任，顛跌誰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此詩末句暗用劉曏《杖銘》之意，諷刺朝廷“有士不用”，而又不直接點破，只是說當今爲幾杖作銘，毫無意義。內心的不平，僅以反語微露而不使瀉出，因而詩意就顯得更爲含蓄了。

　　此詩寫在一個幽靜的環境中，詩人看到蜜蜂從中受到教誨，衕時也聯想到鶴的美好儀態；接着以酒調節精神，借琴陶冶性靈，刻畫詩人的自我形象，結尾作達觀之語，又以反問句作結，隱隱透露出內心的不平。此詩寫得含蓄蘊藉，頗耐咀嚼。結句用典，暗含諷刺，內心情感自然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