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廟

《詩經》中的 “四始”，由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明確提出。他提到古時流傳的詩有三千多篇，到孔子時，刪掉重複篇目，選取可用於禮義教化的內容，上自契與後稷的事蹟，中述殷商與周朝的興盛，下至周幽王、周厲王時期的政教缺失，內容從日常生活起步。因此他說：“《關雎》的樂章，作爲《風》的開端；《鹿鳴》作爲《小雅》的開端；《文王》作爲《大雅》的開端；《清廟》作爲《頌》的開端。” 不過他的說法未必可信，且 “四始” 的相關表述，相傳源自魯詩學派的觀點。而構成毛詩學說思想體系的《毛詩序》，則僅將風、小雅、大雅、頌四類詩體視作 “四始”。

　　事實上，自古以來學者雖都談及 “四始”，但各家說法不一，讓人難以確定哪種正確。學者們重視 “四始”，實則體現了他們對《詩經》整部典籍編輯思想體系的核心認知。依毛詩學派的見解，《詩經》全書皆反映並體現王道教化，因此鄭玄在箋註中提到：“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 故而每類詩的開篇之作，都有着特殊的意義。

　　依據毛詩的解讀，司馬遷提及的四篇 “始詩”，均是讚美 “文王之道”、頌揚 “文王之德” 的作品。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年擔任西伯，在位五十年間，“遵循後稷、公劉的基業，效法古公、公季的治世之法，秉持仁厚之心，尊敬老人，愛護幼童”，且 “暗中施行善舉”，廣納賢纔，使得呂尚、鬻熊、辛甲等賢能之人紛紛前來歸附。他還先後率軍討伐犬戎、密須、黎國、邘國及崇侯虎，隨後從岐山下遷都至豐地，建造豐邑，爲周部族進一步壯大奠定了堅實基礎（見於《史記·周本紀》）。

　　他在世時雖未實現滅亡殷商、建立周朝、統一中原的遠大志曏，但憑藉 “善於治理國政” 的纔能，讓周部族曏外界彰顯了信譽與威勢，爲其子周武王姬發討伐商紂、建立周朝鋪平了道路。因此在周人心中，他始終是一位恩德廣佈、神聖且無可超越的開國賢君。《詩經》中有諸多詩篇歌頌、讚美他，這與歷史事實是相符的。

　　《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禮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升歌《清廟》。”《禮記·祭統》：“夫人嘗禘，升歌《清廟》，……此天子之樂也。”《禮記·孔子燕居》：“大饗，……兩君相見，升歌《清廟》。”《禮記·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登歌《清廟》。”可見，它的意義已不只是歌頌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

　　然而，這篇“頌始”，到底是敘寫的什麼內容，歷代的《詩經》學者的看法並不是一致的。毛詩和魯詩認爲是祭祀文王，詠文王之德。而《尚書·洛誥》以爲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時用的歌舞辭，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現。可是鄭玄箋提出清廟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廟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徵而已。於是也就有人認爲《清廟》只是“周王祭祀宗廟祖先所唱的樂歌”（高亨《詩經今註》），並不一定是專指文王。不過，從“四始”的特點來看，說是祭祀文王的樂歌，還是比較有道理的。

關於此詩的背景，鄭玄認爲此詩作於周公攝政五年。但對此歷代學者尚有爭論。有人認爲此詩作於周成王七年，也有人認爲作於周昭王時期；有人說是周公所作，也有人說是周武王所作，還有說是周成王所作的。

《清廟》是一首雜言古詩，現代學者多以爲此詩是洛邑告成時，周公率諸侯羣臣告祭周文王、致政周成王的樂歌。此詩通過對告祭致政祀典的禮讚，表達了對周人祖先功德的感謝和企盼德業永繼的願望，強化周人“天命王權”的神聖理念，標誌着周代立子立嫡宗法製的最後確立。該詩既是讚美周文王功德的頌歌，也是西周王朝舉行盛大祭祀以至其他重大活動通用的舞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