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

嘉祐六年（1061年）蘇軾兄弟同舉制策入等之後，蘇軾被任命爲鳳翔（今屬陝西）籤判，蘇轍因其《御試製科策》尖銳抨擊宋仁宗，在朝廷引起軒然大波，只好自己要求留京侍父，蘇軾十一月動身赴任。蘇轍由汴京（今河南開封）送行，直至鄭州西門外告別，然後回返汴京侍奉其父。蘇軾赴鳳翔任，是他們兄弟倆第一次遠別。蘇轍送兄赴任，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離京城一百四十里的鄭州西門外，蘇軾寫下這首抒發離愁別恨的詩篇。

此詩首四句以突兀筆觸人題，直抒離別情深。未曾飲酒爲何昏沉似醉，原來詩人心已追隨其弟歸鞍馳往汴京去了，一下子就烘托出因離別而精神恍惚的神態。心逐歸鞍，見戀親情重，“歸人”比較“今我”，又加一層。汪師韓說“起句突兀”，紀昀說“起得飄忽”，都是說這樣的開頭既突兀又飄忽。弟弟（“歸人”）即將見到親人都還思念不已，他從此遠離庭幃，更難以承受思念親人之苦。這種對比手法，進一步突出了離親之苦。

　　“登高”四句抒發別後思念弟弟之情。登高翹望，因坡壠阻隔，行者烏帽時隱時現，又擔心弟弟天寒衣薄，獨騎夜行，由眼前實景，到心中思緒。這兩句惜別不僅感情真摯，而且“模寫甚工”（《吳禮部詩話》），善“寫難狀之景”（《紀評蘇詩》），給讀者展現了蘇軾回望弟弟的神情。後兩句，詩人對弟弟更是體貼入微，“苦寒”句，怕他歸途受涼；“獨騎”句，擔心他途中孤獨；而裘薄、馬瘦，月殘，更烘托出別後的淒冷寂寞氣氛。“苦寒念爾”句，承“但見烏帽”發揮。“但見烏帽”，則人與馬都看不見，但由於“心逐歸鞍”，看不見的都想得出：嚴冬苦寒，又是凌晨，霜風刺骨，而弟弟卻“衣裘薄”，“獨騎瘦馬踏殘月”，怎能不令人心酸!先“見”後“念”，虛實相生，妙在不自己說心情“悽惻”。

　　“路人”四句寫自己悲苦的原因。以“路人行歌居人樂”作強烈的反襯，然後由“僮僕”開口，“怪我苦悽惻”。路上的其他行人歡歌笑語，路旁的居人更全家團聚，享天倫之樂。以此反襯自己，行文頓起波瀾。身邊的“僮僕”隨自己去上任，心情很愉快，滿以爲即將到任做官的主人更心花怒放；可是看主人的神情卻那麼“悽惻”，就感到“怪”，行文更起波瀾。後兩句是“明所以‘苦悽側’之故”（王文誥《蘇海志餘》）。“用他人反襯，接以自我開脫和擔憂。“亦知”宕開一筆，但詩人想到歲月飄忽，盛時難再，又感到“悽惻”，“但恐”又扣合主線，行文就曲折而不直瀉。

　　末四句爲緩解歲月飄忽，而設想未來，期盼早日團聚。“寒燈”、“夜雨”，是回憶往日“夜雨對牀”之言，“君知”、“慎勿”，是強調早退，以便共踐前約。“寒燈”句是對“疇昔”（往昔）兄弟相聚的回憶；“夜語”句是對未來相聚的盼望；“君知”兩句則是相約之語：勿戀高官，以免妨礙弟兄歡聚。所謂“嘗有‘夜雨對牀’之言”，是指嘉祐六年（1061年）秋他們兄弟參加科舉考試，寓居懷遠驛時，一夜風雨並作，讀韋應物詩，有感於即將遠離，於是相約早退。（蘇轍《逍遙堂會宿並引》說：“轍幼從子瞻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將遊宦四方，讀蘇州詩至‘安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爲閒居之樂。）故子瞻始爲鳳翔幕府，留詩爲別曰：‘夜雨何時聽蕭瑟。’”蘇轍這段話可作蘇軾此詩最後四句的註腳。

　　蘇軾這篇七古，在用韻上如王鳴盛所說，不是很嚴格，全詩十六句除第三、第十五句未用韻外，共“用十四韻而跨其五部（指月、藥、陌、職、屑五個韻部）”（見《蛾術編》卷七十八《東坡用韻》）。但這並未妨礙它爲歷代讀者所激賞。其原因不僅在於它是蘇軾寫兄弟之情的第一篇，在於感情真摯，摹寫入微，行文跌宕，收轉自如，具有濃厚的抒情色彩，更在於這是“夜雨對牀”之典在詩中的第一次出現。從此之後，“夜雨”成了觸發手足之情的媒介，“夜雨對牀”頻繁地出現在蘇軾的詩詞作品中，成了他一生的企望和未了的心願。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是一首七言古詩。此詩先寫臨別時心境，次寫對對方身影的顧望關念，再寫情懷悽苦、歲月易逝，末寫對往事的的回想和對未來的期盼。全詩情深意切，曲折頓宕，充分抒發了兄弟倆依依難分的衷情，既有手足之情，又有離愁別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