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這首詩當作於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公元741）秋，這年黃河氾濫，河南河北二十四郡遭受水害。杜甫之弟杜穎爲主簿（掌管文書、辦理事務的官職），適遭洪水之害，便去信給杜甫陳述災情。杜甫寫了這首詩，以寬解其愁懷。

這是杜甫反映現實情況最早的詩歌；開頭敘暴雨成災，郡國嗷嗷，堤防之患，主事所憂；接着描寫想象中山東、河北洪水洶湧情狀，也是河南一帶慘重災情的真實反映；最後戲爲大言以寬慰其弟。全詩鋪寫災情的嚴重，表達了治服水患的理想，夾雜了個人遭遇的陰鬱蒼涼的情緒。相較於杜甫成熟時期的作品，此詩在情感表達上還顯得空泛。

　　杜甫寫這首詩時雖然也嚐到了考進土落第的痛苦，但他的經濟生活還是比較優裕的，用他自已的話來說是“放蕩齊越間，裘馬頗清狂”，“快意八九年”。正是這種裘馬清狂的快意生活，使他脫離了人民，因而他對人民疾苦的體驗就不如日後那麼深切。《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這首詩便充分說明了這個問題。詩中誠然對黃河水災作了較爲形象生動的描繪，但應當指出，這種描繪只是客觀地再現了水勢之大以及人民房屋被淹、莊稼受災等表面現象，面沒有深入展示災民的具體苦難，特別是看不出詩人關懷災民的強烈感情色彩。後面四句，詩人只是用製平息水患這種神語傳說來勉勵弟弟，顯得空泛無力，看不出有何對人民衕情之處：即便說這是衕情的話，那麼，這種衕情是很不強烈的。只要比較一下十三年之後，也就是天寶十三年秋（754年），長安霖雨爲災，杜甫寫的《秋雨嘆》這一組詩，問題便很清楚。《秋雨嘆》共有三首，其中第一首是寫人民苦難的：“禾頭生耳素穂黑，農夫田父無消息。城中鬥米換衾綢，相許寧論兩相值。”前面兩句是說莊稼受到澇災，但農夫田父沒有消息，生死存亡，無人過問，這是因爲當時奸相楊國忠報喜不報優，在唐玄宗面前隱瞞災情。房琯反映了所在地的災情，結果遭受打擊，所以史載“天下無敢言災者”，上面這兩句詩，便是這一情況的真實反映。後兩句則寫城市貧民的情況。據史載，“秋霖雨，物價暴貴，人多乏食，令出太倉米一百萬石，開十場，以濟民。”詩人揭露官吏們利用所謂“賊”乘機剝削人民，進行不等價交換，鬥米換衾綢。人民出於無奈，只要官員“相許得糧藉以活命，根本不考慮衾綢和鬥米是否“相值”了，杜甫這幾句詩，不僅具體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難，而且揭露了造成人民苦難的因素，除了天災之外，還有人禍一一政治黑暗腐敗，官府更趁火打劫，盤剝人民，和《臨邑舍弟書至苦雨》相比，《秋雨嘆》這首詩對人民的衕情就更加鮮明瞭。

　　再看杜甫衕時寫的另一首詩《九日寄岑參》，這首詩開頭寫到詩人爲雨所阻，不能外出訪問岑參，對他表示懷念。接着便寫到霖雨給人民造成的災難：“籲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數，安得誅雲師，時能補天漏！”將這四句和《臨邑舍弟書至苦雨》結尾四句相比，前者的感情是強烈的，而後者是空泛的。這除了前面提到過的生活地位的不衕，接近人民還是脫離人民等原因外，還有一個直接原因，即對描寫對象是否具有生活實。杜甫寫《臨邑舍弟書至苦雨》是在東都洛陽，他並未目睹臨色黃河水災慘狀，更沒有直接受到水災的痛苦，缺乏生活實感.所以體現在《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這首詩中的感情顯得空泛。

　　上述情況說明，即使是杜甫這樣偉大的詩人，也有一個成長和發展的過程，他早期的詩作還帶有過渡性和不成熟性。無論從思想上還是從藝術上看，不能和困守長安十年這一時期的詩作相比，特別是不能和日後離開朝庭走曏人民時的詩作，如“三吏”“三別”等相比。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是一首五言古詩，這是詩人反映現實情況最早的詩歌。詩的開頭敘暴雨成災，郡國嗷嗷，堤防之患，主事所憂；接着描寫想象中山東、河北洪水洶湧情狀，也是河南一帶慘重災情的真實反映；最後戲爲大言以寬慰其弟。全詩鋪寫災情的嚴重，表達了治服水患的理想，夾雜個人遭遇的陰鬱蒼涼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