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復仇議

《駁復仇議》作者柳宗元（773—819），該文是柳宗元在禮部員外郎任上寫的一篇駁論性的奏議，是針對陳子昂的《復仇議狀》而發的，作者認爲，陳子昂的《復仇議》中的觀點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進而提出了個人的見解。徐元慶爲父報仇，殺了父親的仇人，然後到官府自首。對於這樣一個案例，陳子昂提出了殺人犯法、應處死罪，而報父仇卻合於禮義、應予表彰的處理意見。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駁了這種觀點，認爲這不但賞罰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慶報殺父之仇的行爲既合於禮義，又合於法律，應予充分肯定。雖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說明封建主義的禮義和封建主義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敗、冤獄難申的封建社會，仍然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全文觀點鮮明，邏輯嚴密，駁論有力。

　　武則天當政時，衕州下圭人徐元慶之父徐爽，被下圭縣尉趙師韞殺害。後趙師韞入朝爲御史，徐元慶則更姓易名，在驛站之中充當僕役。過了很久，趙師韞恰好住在這個驛舍中，徐元慶便趁機親手殺死了他，然後，投案自首。對於這個案件，當時朝中有不少人認爲徐元慶爲父報仇，是孝義剛烈的行爲，應赦免他的罪；而陳子昂則認爲，按照法律，擅自殺人的要處死。因此，他建議，應當對徐元慶依法論死，然後再對他替父報仇的行爲予以表彰，並將此事編入律令。當時，大家都贊衕陳子昂的主張。

　　柳宗元的這篇文章，是駁斥陳子昂的主張的。他引經據典，說明這種主張自相矛盾，背禮違法，造成混亂。文章雖然從維護封建的“禮”與“法”的尊嚴出發，調和爲親報仇與守法之間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卻側重於說明官吏違法殺人應當受到懲處這個觀點，對人民羣衆反抗暴虐官吏的行爲客觀上予以支持，衕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護的社會現實。

　　文章分析透闢，語言精煉而準確。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潔廉悍”的風格。

　　本文屬於議論文中的駁論。作者針對陳子昂在《復仇議》中對徐元慶案件的主張提出了反駁。文章一開始，作者就旗幟鮮明地指出陳子昂的主張是錯誤的。接着，文章從“禮”和“刑”的辯證關係，得出了“蓋聖人之製，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的結論。由這個結論很自然地過渡到對陳子昂提出的“誅之而旌其閭”錯誤論點的批駁上。“誅”和“旌”是矛盾的，怎麼能衕時施加在衕一個人身上呢?更爲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經典著作來爲自己的觀點作佐證，這就使得本文的論點無懈可擊。

　　本文論點明確，論據翔實，論證手段縝密嚴謹，語言犀利明快，選詞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稱上乘之作，值得我們仿效。

柳宗元《駁復仇議》是一篇高揚以人爲本思想的光輝篇章。它以對弱者的深切衕情，批駁初唐陳子昂“既誅且旌”的論點，並且，闡述了“調”即和諧在處理社會矛盾中的作用。全文層次清楚、內容豐富，對今天，依然有啓發。
　　《駁復仇議》中，柳宗元不僅破字當頭，對陳子昂進行了毫不客氣的否定與反對，讀來“勁暢”；而且，立在其中，聯想到社會矛盾與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確有“卓識”。概括一下，全文大致有四個層面：

　　一、“旌”與“誅”不能並用。
　　柳宗元先說，“禮”與“刑（法）”，儘管性質相衕、目標一致，都在於“防亂”，但它們的應用，卻判然分離，即，“禮”是“本情以正褒貶”，它必須調查“誠（好）”或“僞（壞）”的事實；“法”，是“窮理以定賞罰”，它註重研究“曲（錯）”或“直（對）”的結論。一個是“始（本）”，一個是“端（末）”。既有聯繫，又有區別。柳宗元繼續說，徐元慶做了可“旌”的“誠（好）”事，陳子昂卻硬要將他放到“曲（錯）”的位置，說“彼殺之，我乃殺之”，這叫做“濫”，造成“黷刑（枉法）”；相反，如果徐元慶的確“曲（錯）”了，該“執而誅之”，卻偏要說他做了“誠（好）”事，那麼，這是“僭”，“壞禮（禮不健全）甚矣”。基於這種分析，柳宗元認爲，陳子昂所謂“既誅且旌”應該“編之於令、永爲國典”的說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無法“趨義”、“違害”）。

　　二、既然徐元慶是“守禮而行義”者，那麼，他就一定不會與“王法”爲敵（守法人）。
　　《新唐書·孝友·張琇傳》載：“武後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爲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從此案例，我們大致可獲兩點信息：（一）徐爽無罪；（二）徐元慶有冤。事實上，柳宗元就是根據這兩個判斷，認爲，趙師韞殺害徐爽，是“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使徐元慶蒙冤；加之，“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使徐元慶無處申冤。於是，他纔衕趙師韞不共戴天，“處心積慮，以衝仇人之胸”。應該說，柳宗元對此行動，給予了極高評價，他說，徐元慶的“不忘仇”，是“孝”；徐元慶的“不愛（怕）死”，是“義”。這樣一個“守禮而行義”的人，“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他又怎麼可能做出“悖驁而凌上”，即，“仇天子之法”、“戕奉法之吏”的錯誤舉動來？

　　三、在一來一往的“兩下相殺”中，徐元慶是值得衕情的弱者。
　　柳宗元說，在徐元慶與趙師韞的尖銳對立中，他是“弱”者；另外，在徐元慶與州牧、刑官的據理力爭中，他又是“寡”者。就是這樣一個弱者、寡者，做出了令“執事者”（指州牧、刑官等）“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要忙着認錯、道歉）”的“得禮”（徐爽沒有“抵罪觸法，陷於大戮”）之事，本該旌表，卻置死地，使柳宗元對徐元慶的悲慘遭遇，深感不平與無道；他堅定地站在弱者的立場上，大聲疾呼：“而又何誅焉！”使我們彷彿聽到了他那發自心靈深處的怒吼。真的，我們還非常有必要研究柳宗元滿懷衕情的措詞：“籲號不聞”、“介然自克”、“即死無憾”、“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暴寡脅弱”、 “服孝死義”等，正所謂“深痛至憤所不能已者”。

　　四、解決普遍存在着的社會矛盾與衝突，最理想的境界是“調”。
　　陳子昂在《復仇議狀》中，說了這樣一段話：“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仇，其亂誰救？”認爲，作爲兒子，都有親生父親，如果大家因爲愛自己的父親而去恨兇手、殺仇人，那麼，勢必帶來難以掌控的混亂狀況。對此論調，柳宗元駁斥道，陳子昂一方面侈談“禮”如何如何，另一方面，卻又不懂“禮”的中心內容，即，“禮”的性質與目標，在於“防亂”；而“防”的最有效辦法，莫過於“調”字。於是，他引用《周禮·地官·調人》：“掌司萬人之仇：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仇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仇之。”指出，國家的治理，需設“調人”官職，他們的責任所在，是化解怨恨；而他們的理念，則是勸阻仇殺，不管應不應當。在這裏，我們分明見出柳宗元引述的用心，即，如果積極主動地去“調”了，那麼，“殺人”的概率必然會大大降低，而陳子昂所說“親親相仇，其亂誰救”的局面，也根本不會再發生（“不除害”）。 既然如此，那麼，“調”究竟包含了什麼樣的具體內容？
　　在柳宗元那裏，“調”絕非隨便的字眼；他以自己的體驗與感受，從宏觀與微觀的各個層面，進行過嚴肅而又深入的思考，即，他把可以“防亂”的“調”字，放到整個“王法”的系統中去，認爲，它是不可或缺的：
　　（一）官要守法。柳宗元說，官吏，在行政的過程中，要無條件地“奉法”：“凡爲治者，殺（人），無赦”。而不能知法犯法，即，蓄“私怨”、鼓“吏氣”、“虐於非辜”。這就不但不能被羣衆容納與接受，反而，會引起仇恨。
　　（二）上下不可蒙冒（矇蔽、掩蓋）。柳宗元認爲，當下級官吏爲自己的利益而引發仇恨時，上級要“聞”、要“問”，而不是“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所謂“聞”，即，認真地傾聽百姓的“冤抑沉痛”；所謂“問”，即，與百姓仔細地攀談，不讓他們“號無告”。柳宗元繼續批判，除此之外，“執事者”還應對自己不但沒有監督，反而矇蔽、掩蓋、縱容、包庇犯法的下級，感到羞恥與慚愧，因爲，徐元慶的最終“復仇”，與他們有着間接的因果關係。
　　（三）要用調查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柳宗元引《周禮·地官·調人》，有這樣一句話：“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所謂“令”，有“使用”意。使用什麼？使用方法或手段。之前，柳宗元說：“聖人之製，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指，如果“王法”完備，那就必定離不開調查：這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也需研究：這究竟是對還是錯。可以這樣說，調查研究，就是“調”的方法和手段；也只有在這個過程中，“情（事實）”、“理（道理）”得以清楚，爲化解與消除矛盾，奠定客觀基礎。 根據以上分析，柳宗元“以人爲本”的思想自然而然地凸現出來了。

　　細分一下，至少有這麼兩點，依然有現實意義與啓發作用：
　　（一）珍愛生命。在《駁復仇議》中，我們不僅看到了柳宗元對犯法官吏的無比憎恨，也註意到了他對百姓生命的無限愛惜。他駁陳子昂，是用譴責的筆觸去寫的，比如“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矛頭直指陳子昂的助紂爲虐，認爲，他“反以爲戮”，開了“濫”殺之戒，真正是“不議曲直”、“暴寡脅弱”，喪失了起碼的人性與良知。柳宗元對死難者的衕情，在其他作品中，也有反映，如，在《答元饒州論政理書》中，說，“敝政”使“貧者癒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在《捕蛇者說》中，控訴賦斂之毒，導致“死者相藉也”；再如《非〈國語〉·戮僕》篇，柳宗元批評晉中軍司馬魏絳不殺公子而斬其僕，是“害無罪”、“非能刑”、“不亦甚乎”！
　　（二）聯繫羣衆。在《駁復仇議》中，柳宗元說，作爲一個“守禮而行義”者，徐元慶絕不會與“王法”爲敵。他之殺趙師韞，直接原因是趙“虐於非辜”；間接原因，在於“執事者”的不聞不問。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一方面，柳宗元認爲，人民是有反抗的力量的；另一方面，爲了避免對立面的擴大，柳宗元又提出了一個非常迫切的任務，即，要加強與人民羣衆的密切聯繫。他論述道，一部完備的“王法”，對執政者要提出較高的要求：見民生不能不聞不問，而應“刺讞（定案）其誠僞，考正其曲直”；甚至，還應反思，爲自己沒能聯繫好羣衆、使人民受惠而“有慚色”。

武則天當政時，衕州下邽人徐元慶之父徐爽，被下邽縣尉趙師韞殺害。後趙師韞入朝爲御史，徐元慶則更姓易名，在驛站之中充當僕役。過了很久，趙師韞恰好住在這個驛舍中，徐元慶便趁機親手殺死了他，然後投案自首。對於這個案件，當時朝中有不少人認爲徐元慶爲父報仇，是孝義剛烈的行爲，應赦免他的罪；而時任右拾遺的陳子昂則上書《復仇議狀》，他認爲按照法律，擅自殺人要處死。因此他建議應當對徐元慶依法論死，然後再對他替父報仇的行爲予以表彰，並將此案編入國家律令。後來的柳宗元對此則持不衕意見，爲了駁斥陳子昂的主張，他寫下這篇《駁復仇議》。

《駁復仇議》是一篇駁論性的奏議。作者認爲，陳子昂的《復仇議》中的觀點是矛盾和不足取的，進而提出了個人的見解。徐元慶爲父報仇，殺了父親的仇人，然後到官府自首。對於這樣一個案例，陳子昂提出了殺人犯法、應處死罪，而報父仇卻合於禮義、應予表彰的處理意見。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駁了這種觀點，認爲這不但賞罰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慶報殺父之仇的行爲既合於禮義，又合於法律，應予充分肯定。他引經據典，說明這種主張自相矛盾，背禮違法，造成混亂。全文觀點鮮明，分析透徹，邏輯嚴密，雖然從維護封建的“禮”與“法”的尊嚴出發，調和爲親報仇與守法之間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卻側重於說明官吏違法殺人應當受到懲處這個觀點，對人民羣衆反抗暴虐官吏的行爲客觀上予以支持，衕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護的社會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