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詩五首·其五

這組詩作於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詩壇上創新和復古兩派的交戰自宋代以後就從未間斷。明代“前後七子”以摹擬相尚，一時蔚爲風氣。但既有人復古，也必有人反對。“公安派”對此抨擊最猛，主張文學隨時代而發展，反對崇古非今；反對尊古派的摹擬剽竊，認爲文章無固定格式，要發人所不能發，方爲新奇；重視文學的獨創性，提倡抒發性靈。到了清代，在詩歌創作上也有尊唐和尊宋兩派，各不相讓，自矜正宗。葉燮《原詩》對他們進行了批判。繼“公安派”和葉燮之後，奮起抨擊復古主義的代表人物，即是袁枚和他的摯友趙翼。這組論詩絕句就是趙翼闡發“性靈說”主張的。此詩爲其中第五首。

《論詩五首·其五》是一首七言絕句。此詩肯定了“詩窮而後工”的詩歌理論，即作者經歷困苦後創作的詩歌往往更深刻、有價值。這一理論源自古代文學傳統，強調作者接近底層、受打擊後的義憤能提升作品批判力和價值。然而，在詩人所處的乾嘉時代，因文字獄盛行，“既要工詩又怕窮”難以實現，他選擇頌聖以求免禍，以致那些歌頌清代統治者鎮壓少數民族和農民起義的詩歌，就成了他的缺點和錯誤。

第五首肯定了“詩窮而後工”的見解，嘲諷了某些詩人“既要工詩又怕窮”的“貪心”。“詩窮而後工”是中國古代詩歌理論中一個傳統的觀點。從司馬遷《報任安書》所說的“發憤著書”、韓癒《送孟東野序》所說的“不平則鳴”，到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所說的“癒窮癒工”，都是這種理論的繼續和發展。它揭示了一條文學藝術規律，就是作者越接近底層人民，就越能反映人民的痛苦和呼聲；作者受的打擊越大，義憤越深，對現實的批判也就越尖銳，作品的價值也就越高。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是趙翼生活在文字獄盛行的乾嘉時代，提出“既要工詩又怕窮”的要求，自然是很難成爲現實的，於是他採取“頌聖”的手段，企圖達到免禍的目的，以致那些歌頌清代統治者鎮壓少數民族和農民起義的詩歌，就成了他的缺點和錯誤。當然，這條規律如今也已過時了，因爲作者既享有歌頌光明和揭露黑暗的充分權利，又具有深入生活和反映現實的大好條件，對於廣闊的現實和豐富的生活，只要進行周密的觀察、深刻的分析，就能寫出反映時代脈搏和人民願望的好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