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泊長臺驛

據《宋史》記載，張詠是一個清官，而且敢犯顏直諫，由京官而放外任，這首詩是他在旅途中寫的。當時他於傍晚船停靠在河南信陽縣境內的長臺渡口，住宿在靠水邊的驛站中。

《晚泊長臺驛》是一首七言絕句。詩的首句點題，交代了時間與地點；次句看似詩人在驛站中飲酒自樂，實則以酒澆愁，以洩心中的不平；三句表明他久居官位不辭的原因是爲了顯示耿耿爲國的忠心，而不是貪圖榮華富貴；末句與張生平事蹟相比較，可見二人出山做官心境各不相衕。此詩從簡單敘述乘船出行、住宿驛站的生活瑣事，表達了自己對人生、爲仕的見解，並流露出內心深處做官、忠君、爲民的情態。

“驛亭斜掩楚城東”正是在句首點題。“斜掩”說明了寫作時間，夕陽垂暮，日影漸斜，行旅了一天的人們將在驛站內休息。隨着夜幕的降臨，白天因爲趕路而被暫時壓抑的種種情感也就湧上心頭，而對於在宦海中沉浮的士大夫而言，驛站既是他們行旅的落腳點，也往往昭示了他們人生起伏的座標，“江閣嫌津柳，風帆數驛亭。應論十年事，愁絕始星星”（杜甫《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夜宿驛亭愁不睡，幸來相就蓋徵衣”（韓癒《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夜晚的驛站常常是歷代文人夜不能寐，思緒萬千的場所。而“楚城東”則交代寫作的地點。所謂“楚城”，並不是特指哪一座城市，而是表明作者已經離開了京都，進入了楚地，即將來到南方。正是在這樣一個南北文化的分水嶺上，在這樣一個暮色殘陽的天地之中，張詠的滿腹牢騷，也就自然地不加修飾，出口成章。

　　次句“滿引濃醪勸諫慵”。此句看似作者在驛站中飲酒自樂，此實爲不得已而爲之。《南史·謝弘微傳》記載，謝蒲每以心直口快得罪於權貴，其兄送別時指着他的嘴說：“此中唯宜飲酒。”作者“滿引濃醪”一語源於此典故。《宋史·張詠傳》說張詠數次冒犯直諫太宗、真宗皇帝；丞相大僚在承天節齋會有酒失者，張詠也上奏章檢舉。這些勸諫、奏彈的結果，只得到由京官貶爲地方官的結局。“勸諫慵”即懶得勸諫了。這裏是他在“勸諫”、“碰壁”後的怨恨之語。實際上，張詠一直到晚年，真宗多次都不肯召見他，但他還是不斷上疏直諫真宗不該“虛岡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竭力主張以斬誤國宰臣丁謂、王欽若以謝天下。此句看似作者在驛站中對酒當歌，不問實事，實則以酒澆愁，以洩心中的不平。

　　三句“自戀明時休未得”，陡然迴轉，表明作者久居官位不辭的原因是爲了顯示耿耿爲國的忠心，而不是貪圖榮華富貴。宋代蔡啓《蔡寬夫詩話》曾贊說：“（張詠）居無媵妾，不事服玩，朝衣之外，燕處惟紗帽皁絛、一黃土佈裘而已……嘗以詩寄傅霖逸人，雲：‘前年失腳下漁礬，苦戀明時不忍歸。爲報巢由莫相笑，此心非是愛輕肥。’”有史所載，張詠“所至以政績聞”。“自戀明時”一語可見出自肺腑之言，並非掩人耳目之語。

　　尾句“好山非是不相容”一句沿襲《北山移文》。南朝周顒曾借歸隱以沽名釣譽，最後還是因羨慕富貴而出山爲富。名士孔稚珪借山靈之口諷刺周顒有違初衷。張詠當舉人時，曾經想與隱士陳希夷分華山一半；希夷先生以紙筆蜀箋相贈，張詠笑道：“我知先生之旨矣，殆欲驅我人鬧市乎？”以此與張生平事蹟相比較，可見周顒與張詠雖都是開始隱居，最後出山做官，但二人的心境各不相衕。後者張詠出山爲官是爲國爲民，而前者周頗做官是爲享人間榮華富貴。

　　在一首短短的一七絕裏，有敘述，有議論，有感慨，有起伏開闔。取材博贍而能熔鑄變化，借事似發明己意，而達到“情態畢出”的境地，這是此詩在藝術上的成功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