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絕句

公元1127年（靖康二年），金兵入侵中原，擄走徽、欽二帝，趙宋王朝被迫南逃。李清照之夫趙明誠出任建康知府。後城中爆發叛亂，趙明誠不思平叛，反而臨陣脫逃。李清照爲國爲夫感到恥辱，在路過烏江時，有感於項羽的悲壯，創作此詩。

這是一首借古諷今、抒發悲憤的懷古詩。詩的前兩句，語出驚人，直抒胸臆，提出人“生當作人傑”，爲國建功立業，報效朝廷；“死”也應該做“鬼雄”，方纔不愧於頂天立地的好男兒。深深的愛國之情噴湧出來，震撼人心。最後兩句，詩人通過歌頌項羽的悲壯之舉來諷刺南宋當權者不思進取、苟且偷生的無恥行徑。

　　“生當作人傑，死亦爲鬼雄”兩句發調驚挺，擲地有聲。“人傑”出自《史記·高祖本紀》，指張良、蕭何和韓信等賢臣良將；“鬼雄”出自屈原《九歌·國殤》：“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高度凝練的詩句鮮明而響亮地唱出了李清照的人生價值觀：爲國捐軀，生死何懼！自先秦以來，這種愛國主義精神一直是中華文化的主流，李清照的人生價值觀正是這種文化精神在個人身上的體現。但是如果把這兩句詩放置在女性文學的視野中，卻具有更爲深刻的意義。戰爭對於女性而言，其殘酷之處在於她們無法像男性一樣投筆從戎，保家衛國，只能是鐵蹄下哀嘆呻吟的承受者。然而在李清照的筆下，她所顯現的自我形象卻並不是一個等待挽救的弱者。她雖然不能親臨沙場，但也從未置身事外，她關心着時局，爲深受壓抑的抗金志士扼腕不平，又毫不掩飾對惜命逃跑的南宋君臣的輕蔑和憤怒。

　　“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即借詠史而諷世。項羽兵敗，退至烏江，烏江亭長艤船相待，勸他暫避江東，重振旗鼓，項羽卻拒絕東渡，自認爲無顏見江東父老，自刎江邊。在楚漢相爭的過程中，項羽暴露了作爲軍事領袖的諸多缺點，然而在其生命的最後關頭，卻顯示了一個英雄的凜然無畏。在李清照看來，他無愧“人傑”“鬼雄”之稱。而在當時金兵鐵蹄長驅南下，宋朝君臣望風而逃的大背景下，項羽之“不肯過江東”更具有鮮明的批判性。以當時的形勢而言，金兵是孤軍深入，黃河南北的許多州郡有的尚在宋人之手，有的雖已被佔，但金兵數量不多，立足未穩；在金兵的進攻下，太行山一帶抗金的義軍蜂起，威脅着金兵的後方；如果趙構能蓄志抗金，中原事是大有可爲的。但趙構一開始就沒有恢復國土保衛人民的願望，帶着臣僚倉皇南逃，喘息剛定，就在臨安定都。舉出項羽的不肯東渡，正是對怯懦畏葸、只顧逃命苟安的南宋君臣的辛辣諷刺。而對於趙明誠臨危而遁的行爲，一曏光明磊落的李清照內心是有着諸多失望的，“人傑”“鬼雄”之語也當包含着對丈夫的勸誡和勉勵。

　　這首詩在字面上只是對千年前的英雄抒發感慨，但對時事沉痛悲憤的譴責之情卻溢於言表。她正是在朝廷敗逃的情勢下被弄得家破人亡，更因此顛沛流離，嚐盡人間艱辛。面對時局，她不得不興起“汝爲誤國賊，我作破家人”（呂本中《兵亂後雜詩》）的怨憤。這種怨憤也正是當時千萬蒙難人民共衕的怨憤。因此，此詩不僅抒發了個人的悲憤，還是廣大百姓的心聲。這樣一首詩出自一位封建時代的女子之手是難能可貴的。

《夏日絕句》是一首借古諷今、抒發悲憤之情的懷古詩。詩的前兩句語出驚人，直抒胸臆，提出人“生當作人傑”，爲國建功立業、報效朝廷，“死”也應該做“鬼雄”，方纔不愧爲頂天立地的好兒郎，深切的愛國之情從中噴湧而出，震撼人心。最後兩句，詩人通過歌頌項羽的悲壯之舉來諷刺丈夫趙明誠和南宋當局者不思進取、苟且偷生的無恥行徑。全詩只有短短二十個字，卻連用三個典故，可謂字字珠璣，字裏行間透出一股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