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君貺題潞公東莊

因與王安石的政見不同，作者自1071年（宋神宗熙寧四年）至1085年（元豐八年），退居洛陽。1082年（元豐五年），曾任宰相的文彥博（潞國公）、富弼（韓國公）等人也因反對新法到洛陽定居。他們組成了一個在野集團，名之“耆英會”，常在一起聚首，置酒相娛。君貺，即宣徽使王拱辰，爲耆英會成員之一。此詩作於作者與諸位耆老在文彥博莊園宴樂之時。

這首詩的前半寫景，後半抒情。作者從大處落墨，把潞公的居第放在嵩山千重雪、伊浦一片天的壯闊背景中來寫，由遠及近，描繪了一個依山傍水的寧靜莊園，令人神思超越塵俗。後半篇卻筆鋒突轉，撇開隱居生活的進一步刻畫而侃然闡發議論，說國之大廈須柱石支撐，文、富等人正是國之棟樑，作者又以渡河爲喻，說明他們經邦濟世的宏圖必得倚仗君王方能實現。但可悲可嘆的現實卻是：潞公雖曾像蕭何一樣爲君王的左右手，如今卻被投閒置散，只能滿足於莊園的宴遊之樂，此中對神宗深含諷喻。詩中亦借他人酒杯澆自家塊壘，表達了司馬光被迫閒居的幽憤心情。

　　前四句寫潞國公莊園的景色。作者採用中國畫以寫意爲主的潑墨筆法，粗線勾勒出了一幅“山沓水匝、樹雜雲合，”（《文心雕龍·物色》中語）的山水畫圖。那淡淡的遠景是嵩山，山巒重疊的峯頂上覆蓋着白皚皚的積雪；那茫茫的一片是伊水，水天相連，渾然一色。畫面近處，濃墨點染的是大片平整的土地，矗矗樓臺、潺潺清泉鑲嵌其間；小溪兩旁，柳枝低垂，輕拂水面。遠近相宜，虛實相生，濃淡相間，一幅簡遠恬靜的莊園山水圖歷歷在目。置身其間，使人流連忘返。

　　然而出乎人意料之外，五六句作者筆鋒突兀陡轉。“國須柱石扶丕構，人待樓航濟巨川”兩句，聳然挺拔，別開一境，將前四句閒淡平和的氣氛拓宕開去，而轉以“正肅之氣”代之。面對如畫的風景，作者卻無心觀賞，反而勾起了他滿腹愁緒、無限心事。那高峭入雲的嵩山，如同撐起了蒼穹一角；國家這座大廈，也正是需要如嵩山這樣剛直有力的柱石來撐扶。那茫茫一色的伊水，深廣莫測，人若想到達彼岸，小船獨舟是不行的，需憑藉樓船才能征服它。這兩句承接首聯，隱喻國家的治理須依靠大臣之力，而輔弼大臣又須仰仗皇帝的威勢才能使自己的政治主張、治國綱領得以實現。此聯從前四句淡遠的景緻中振起，氣魄很大，氣勢很盛，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符合司馬光的大臣身份。

　　正當作者雄心勃勃策劃“扶丕構”、“濟巨川”之時，歷史的陰雲卻又飄至他的心頭。他撫今追昔，又生感慨，筆勢又陡然下跌：“蕭相方如左右手，且於窮僻置閒田。”當年的名相蕭何輔佐漢高祖，曾被視爲左右手，殊榮加身，然而終遭猜忌，有人勸他“多買田地，賤貫貸以自污。”據《史記·蕭相國世家》記載，蕭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且”字點出了昔日的蕭何、後來的潞國公幷包括作者本人在內，買田建館，投閒置散，並非出於自願，而是迫於形勢，不得不以此自娛消遣。作者把潞國公比作蕭何，實際上也是自況，既含蓄地讚揚了潞國公（也包括他自己）的輔君治國才幹，又隱隱諷喻了宋神宗如當年猜忌功臣的漢高祖，在“國須柱石”之際，卻將得力大臣排斥於朝廷之外。

　　全詩波瀾起伏，感情抑揚有致。前四句寫眼前景，筆起雲煙，歷歷如繪，平和勻稱。眼前景勾起心底情。五六句觸景生情，驟然振起，氣勢軒昂，情感衝動。結尾又陡然抹倒，歷史如彼，現實如此，不盡之意，盡在言外。這並不是出於作者的有意做作，而是由生活的矛盾所決定的。閒散的生活和宏偉的抱負、平靜的風景和強烈的感情構成了生活中的巨大矛盾，作者把這個矛盾寫出來，就形成了詩中起伏的波瀾和抑揚的章法。

《和君貺題潞公東莊》是一首七言律詩。詩的前半寫景，後半抒情。此詩從大處落墨，把潞公的居第放在嵩山千重雪、伊浦一片天的壯闊背景中來寫，由遠及近，描繪出一個依山傍水的寧靜莊園，令人神思超越塵俗；後半篇卻筆鋒突轉，撇開隱居生活的進一步刻畫而侃然闡發議論，說國之大廈須柱石支撐，文、富等人正是國之棟樑，詩人又以渡河爲喻，說明他們經邦濟世的宏圖必得倚仗君王方能實現。但可悲可嘆的現實卻是：潞公雖曾像蕭何一樣爲君王的左右手，如今卻被投閒置散，只能滿足於莊園的宴遊之樂，對神宗深含諷喻。全詩起伏跌宕，用意深遠，詩中借他人酒杯澆自家塊壘，表達了詩人被迫閒居的幽憤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