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漏院記

王禹偁宋代出處：古詩文網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皋、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製，設宰臣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曏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於焉以息。

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仇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也，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下死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

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

棘寺小吏王某爲文，請志院壁，用規於執政者。

止議論

譯文

譯文
天道不說話，而萬物卻能順利生長，年年有所收成，這是爲什麼呢？那是由於掌握四時、五行的天官們使風雨調暢的結果。皇帝不說話，而人民和睦相親，四方萬國安寧，這是爲什麼呢？那是由於三公商討了治國綱要，六卿職責分明，伸張了皇帝的教化的結果。所以我們知道，國君在上清閒安逸，臣子在下勤於王事，這就是效法天道。古代的賢相名臣善於治理國家的，從皋陶、夔到房玄齡、魏徵，是屈指可數的。這些人不但有德行，而且都勤勞不懈。早起晚睡爲國君效力，連卿大夫都是如此，何況宰相呢！朝廷從建國初即沿襲前代的製度，在丹鳳門西邊設立宰相待漏院，這是表示崇尚勤於政務。當朝見之所的門樓上映着一線曙光，東方還未大亮時，宰相就動身啓行，儀仗隊的燈籠火把照耀全城。宰相駕到，馬車鈴聲叮?，富有節奏。這時宮門未開，玉漏聲殘，侍從撩開車上帷蓋，主人下車到待漏院暫息。在等候朝見之際，宰相大概想得很多吧！

注釋

註釋
[1] 品物：衆物，萬物。亨：通達順利。
[2] 歲功：一年農事的收穫。
[3] 三公：周代三公有兩說，一說是司馬、司徒、司空，一說是太師、太傅、太保。西漢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馬）、御史大夫（大司空）合稱三公。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稱三公。爲共衕負責軍政的最高長官。唐宋仍沿此稱，惟已無實際職務。
[4] 六卿：《周禮》把執政大臣分爲六官，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鼕官，亦稱六卿。後世往往稱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爲六卿。
[5] 咎（gāo）：通“皋”，即皋陶（gāo yáo），相傳曾被舜選爲掌管刑法的官。
[6] 夔：堯舜時的樂官。
[7] 噦噦（huì）：象聲詞，徐緩而有節奏的響聲。
[8] 金門：又稱金馬門，漢代官署門旁有銅馬，故名。
[9] 弭：停止，消除。
[10] 眚（shěng）：原義爲日食或月食，後引申爲災異。
[11] 薦：副詞，表示頻度，相當於“一再”、“屢次”。
[12] 禳：除邪消災的祭祀。
[13] 釐：改變，改正。
[14] 四聰：《尚書·堯典》：“明四目，達四聰。”孔穎達疏：“達四方之聰，使爲己遠聽四方也。”陟：提拔。
[15] 三時：春、夏、秋三個農忙季節。重瞳：據說舜、項羽都是重瞳，這裏指天子。
[16] 慆慆：紛亂不息的樣子。
[17] 隳（huī）：崩毀，毀壞。
[18] 懸：系連，關聯。
[19] 旅：俱，共衕。
[20] 備員：湊數，充數。
[21] 棘寺：大理寺（古代掌管刑獄的最高機關）的別稱。

賞析

《待漏院記》是王禹偁爲世人傳誦的政論性篇章之一。從題目類型上，這屬於“廳壁記”，實際卻是一篇充滿政治色彩的“宰相論”，以宰相待漏之時的不衕思想狀態，將宰相分爲賢相、奸相、庸相三個類型，褒貶之意非常鮮明，反映了他對現實政治的憂慮、批判與幻想。
文章開篇探究天道的運行規律、聖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對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書·武成》）的治道原因進行解釋，藉以導出宰臣勤於政務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從而自然轉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則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時的整肅莊嚴場面，繼而以“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這個設問作爲過渡，圍繞待漏之時宰相們的所思所慮所追求，將這批人分爲賢纔、奸纔和庸纔三個類型，勾畫各自的面孔與靈魂。宰相總理全國政治、經濟、軍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務，位高權重，能夠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從而對整個國家造成影響，亦即“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而如何保證相權的正當實施呢？作者把它歸結爲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爲公則賢，“思”爲私則奸；賢者“憂心忡忡”於安黎民、撫四夷、息兵革、闢荒田、薦賢纔、斥佞臣、禳災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於復私仇、報舊恩、斂財富、陟衕黨、斥異己、巧言諂容取悅君王；賢者居高官食厚祿而無愧，奸者不保於自身。這兩種人在思想上針鋒相對，對權力與責任的理解和運用亦截然不衕，他們也會最終得到相應的獎懲。作者用對比手法分別刻畫二者的內心世界、表現其對帝王乃至國家政事的不衕影響，以及各自的結局，使得賢相與奸相勢衕水火的狀態更爲鮮明地呈現在讀者眼前。至於庸纔，則只以寥寥幾筆爲之勾勒臉譜，說他們既無過不必捱罵，又無功不受讚譽，成天隨大流，尸位素餐、濫竽充數、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導詩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張行文要明白曉暢，自然平易。《待漏院記》不僅在結構上具有對稱美，語言成就更爲突出：以四字句爲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靈活押韻並自由換韻，充滿節奏美、韻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齊勻稱，又有紆徐之致。五十多年後，慶曆新政中失敗被貶的範仲淹寫下《嶽陽樓記》，其中“先憂後樂”的警句固然與此文之中“夙興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構思、佈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記》的影子。

創作背景

此文大約寫於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作者當時36歲。此前五年左右的仕宦生涯中，他基本擔任地方州縣官職。端拱元年，太宗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二年，拜左司諫，知製誥，判大理寺，故此文末尾曰“棘寺小吏王某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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