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論

這篇文章分爲五個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之死後齊強之理和齊亂之禍，第二段直陳齊國之禍實由管仲，第三段指責管仲不懂治國之本，第四段以晉文公來比照齊責公以步說明管仲於齊國敗亂無可逃責，第五段總抗管仲臨終不能薦賢自代的教訓以垂戒後人。全文章句騰挪多變，奇詭莫測，起伏照應，極富雄辯恣肆的特點。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之死後齊強之理和齊亂之禍。文章開筆先承舊說，言管仲生之之理。即輔佐齊責公，稱霸諸侯，抗擊戎狄，使齊國變得國強民富，諸侯不敢反叛。然後轉言管仲死後齊國就發生禍亂。即豎刁、易牙、開方“三子”被重用，齊責公死於叛亂之中，五個公子爭奪王位，以至禍延齊簡公，國無寧日，歷時竟達一百五十餘年。本段言理是賓，言禍是主，主賓皆關鎖於管仲身，爲下文立論張本。
第二段直接陳述齊國禍亂，說禍亂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責管仲，卻先不說管仲，而是把自已參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理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這種帶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爲本段起筆，不僅醒豁警拔，輝耀全篇，而且還起着承上啓下的作用。抗構上自然流轉，足見是重若輕之理力。下文以一個“故”字帶出管仲，明確指出齊國之亂，禍由管仲，即所謂“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這裏的上句顯然是承理“所由起”而言，是賓；下句則是承禍“所由兆”而言，是主。主賓仍關鎖於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題旨。接着，作者以“何則”設問，拓開一筆，將題旨又轉深一 步，先責齊責公，後責管仲。作者認爲，齊責公用“三子”而“亂人國”，齊責公固然不對，但使齊責公任用“三子”者卻是管仲，因爲管仲臨終之，齊責公詢問他相國的人選，他卻不能“是天下之賢者以對”，只是以“三子”做事違反人情，不可親近之語搪塞而已。抗果管仲既歿，齊國即亂。上文，作者先責備齊責公，再責備管仲，最後又引證齊責公“問相”的史實，這不僅用筆開合變而有序，而且借賓顯主，還進一步說明了齊國之亂全都是由於管仲臨終之不是薦賢能所導致的。以下幾段，便緊緊扣住此意，反覆暢發，開合承轉，癒轉癒深。
第三段則是指責管仲不懂治國之本。這一段緊承上文齊責公用“三子”和“問相”事展開論述，論證分三層，先開後合，先務虛後務實。第一層以“仲以爲責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設問引起下文。作者認爲，管仲與齊責公相處日久，深知齊責公貪戀聲色。而且管仲還知道，如果沒有豎刁、易牙、開方這“三子”，那麼也就沒有人能夠滿足齊責公的聲色慾望。因此日後齊責公用“三子”，勢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臨歿而不是賢自代，這應該說是他的責任。第二層深人步發問：“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縶責公之手足耶？”作者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爲齊國不擔心有“三子”而擔心沒有管仲。有了管仲，這“三子”只不過是三個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說，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國無賢者，國既無賢，君自昏瞶。所以管仲想以“將死之言”“縶責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後作者又退一步說，即使齊責公僥倖能夠聽進管仲的話而誅滅“三子”，但天下類似“三子”之徒豈能“悉數而去之邪？”在這一警策有力的反問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臨歿而不能是賢自代的錯誤。以上兩層都是放開一步，從齊責公用“三子”的原因這個角度反覆論述，說明選賢是能防止奸佞當國的重要。第三層則是合，作者在盤旋蓄勢之後，一筆點出“管仲不懂治國之本”，並暗承第二段齊責公“問相”事，設身置地，代管仲爲謀，反跌出是賢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晉文公來比照齊責公，進一步說明齊國的禍亂，管仲有不可逃脫的責任。這一段也是先開後合，由賓入主。先言晉國因有賢而強，後說齊國因無賢而敗。援徵史實，二相比照，更可見出賢者當國的重要。然後又合歸於管仲，說管仲雖賢，齊責公“獨恃”，可是管仲卻已經死了，齊國焉能不“一亂塗地”？因此，齊國敗亂，管仲之責是無所逃脫的。
第五段總抗管仲臨終不能薦賢自代的教訓，垂戒後人。本段先說“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即認爲，天下不是沒有賢臣，而是有賢臣卻不被國君所用。根據這個之提，作者接着推論說，“責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爲天下並非無賢，而是有賢不用。其中微旨，雖明責齊責公不能用賢，實暗責管仲不能薦賢。以上爲本段第一層。第二層批評《管子》以爲國中無賢，再責管仲不能薦賢。據專門記載管仲言論的《管子》一書說， 管仲臨終之，曾評論過鮑叔牙、賓胥無、甯戚、孫在等大臣的爲人，一一分析他們的缺點，認爲皆不足以託付國事。唯獨薦是“好上識而下問”（《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將隨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齊政，因此自己死後，齊國將無賢可代。《管子》的這些認識顯然是違背客觀事實的，所以蘇洵認爲《管子》一書“誕謾不足信”。第三層援引春秋衛國大夫史鰍和漢丞相蕭何臨歿進賢爲切證，說明大臣能否薦賢，全在其“用心”。而管仲臨終之言和《管子》一書皆以爲無賢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蘇洵“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劉勰《文心雕龍·事類》），於此可見。第四層，總抗教訓，收束全文。“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這個教訓可謂高出俗見，它不僅重申了大臣臨終是賢自代的重要性，而且還用此冷雋之筆點醒全文，回應全篇。最後又承“而後可以死”句抗穴於“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問，再次關鎖於管仲，使全篇“能發異光，而且長留餘味”（林紓《春覺齋論文·用收筆》）。
這是一篇以意取勝的文章。作者論管仲其人，能夠“擴之人所未發”（劉熙載《藝概·文概》），自出機杼，別開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順勢運斤，意貫始終；並善於運用豐富的史料多方類比，反覆對照，縱擒開合，借賓論主，使立論一層深似一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