蒿里行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兇。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古詩三百首樂府戰爭

譯文

關東的諸州郡將領，都起兵討伐董卓及其黨羽這些殘暴的人。
本來期望各路將領在孟津會合，同心討伐長安董卓。
結果各有打算，力不齊一，互相觀望，誰也不肯率先前進。
權勢、財利引起了諸路軍的爭奪，隨後各路軍隊之間就自相殘殺起來。
袁術在淮南稱帝號，袁紹謀立傀儡皇帝在北方刻了皇帝印璽。
戰士常年征戰，鎧甲上生滿了蟣蝨，百姓也因此死傷無數。
累累白骨曝於荒野之地無人收埋，方圓千里都沒有人煙，聽不到雞鳴。
一百個老百姓當中只有一人能活，想到這裏不免讓人肝腸寸斷。

註釋

關東：函谷關（今河南靈寶西南）以東。義士：指起兵討伐董卓的諸州郡將領。
討羣兇：指討伐董卓及其黨羽。
初期：本來期望。盟津：即孟津（今河南孟縣南）。相傳周武王伐紂時曾在此大會八百諸侯，此處借指本來期望關東諸將也能像武王伐紂會合的八百諸侯那樣同心協力。
乃心：其心，指上文“義士”之心。咸陽：秦時的都城，此借指長安，當時獻帝被挾持到長安。
力不齊：指討伐董卓的諸州郡將領各有打算，力量不集中。齊：一致。
躊躇：猶豫不前。雁行（háng）：飛雁的行列，形容諸軍列陣後觀望不前的樣子。此句倒裝，正常語序當爲“雁行而躊躇”。
嗣：隨後。還：同“旋”，不久。
自相戕（qiāng）：自相殘殺。當時盟軍中的袁紹、公孫瓚等發生了內部的攻殺。
淮南句：指袁紹的異母弟袁術於公元197年（建安二年）在淮南壽春（今安徽壽縣）自立爲帝。
刻璽句：指公元191年（初平二年）袁紹謀廢獻帝，想立幽州牧劉虞爲皇帝，並刻制印璽。璽，印，秦以後專指皇帝用的印章。
鎧甲句：由於長年戰爭，戰士們不脫戰服，鎧甲上都生了蝨子。鎧甲，古代的護身戰服。鎧，就是甲。蟣，蝨卵。
萬姓：百姓。以：因此。
生民：百姓。遺：剩下。

賞析

公元189年（東漢中平六年），曹操獨自引領三千人馬在滎陽迎戰了董卓部將徐榮，戰敗。不久，討伐董卓的聯軍由於各自的爭勢奪利，四分五裂，互相殘殺起來，其中主要的就有袁紹、韓馥、公孫瓚等部，從此開始了漢末的軍閥混戰。此詩即是對這一歷史事件的反映。

這首詩被後人稱爲漢末的實錄，是一首反映現實的史詩。它反映了自初平元年（190年），關東各郡將領起兵討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197年）袁術在淮南（今安徽壽縣）稱帝這八九年間的重大紛繁的歷史事變和社會面貌。重點寫各路軍閥以討伐董卓爲名而擁兵自重，爭權奪利，自相殘殺，形成新的割據局面，從而給人民帶來沉重的災難。開篇'由義而動'到自相殘殺的記敘，表現了詩人英明的政治洞察力，對上層軍閥的內訌以及對下層將士、百姓痛苦的描寫表現了詩人憂國憂民的情懷。

　　此詩前十句勾勒了這樣的歷史畫卷：關東各郡的將領，公推勢大兵強的渤海太守袁紹爲盟主，準備興兵討伐焚宮、毀廟、挾持獻帝、遷都長安、荒淫無恥、禍國殃民的董卓。當時各郡雖然大軍雲集，但卻互相觀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懷鬼胎，爲了爭奪霸權，圖謀私利，竟至互相殘殺起來。誡之不成便加之筆伐，詩人對袁紹兄弟陰謀稱帝、鑄印刻璽、借討董卓匡扶漢室之名，行爭霸天下稱孤道寡之實給予了無情的揭露，並對因此造成的戰亂感到悲憤。詩中用極凝練的語言將關東之師從聚合到離散的過程原原本本地說出來，成爲歷史的真實記錄。然而，曹操此詩的成功與價值還不僅在此，自“鎧甲生蟣蝨”以下，詩人將筆墨從記錄軍閥紛爭的事實轉向描寫戰爭帶給人民的災難，在揭露軍閥禍國殃民的同時，表現出對人民的無限同情和對國事的關注和擔憂，這就令詩意超越了一般的記事，而反映了詩人的憂國憂民之心。

　　“鎧甲生蟣蝨”以下，詩人將筆墨從記錄軍閥紛爭的事實轉向描寫戰爭帶給人民的災難，在揭露軍閥禍國殃民的同時，表現出對人民的無限同情和對國事的關注和擔憂，這就令詩意超越了一般的記事，而反映了詩人的憂國憂民之心。連年的征戰，使得將士長期不得解甲，身上長滿了蟣子、蝨子，而無辜的百姓卻受兵燹之害而大批死亡，滿山遍野堆滿了白骨，千里之地寂無人煙，連雞鳴之聲也聽不到了，正是滿目瘡痍，一片荒涼悽慘的景象，令人目不忍睹。最後詩人感嘆道：在戰亂中倖存的人百不餘一，自己想到這些慘痛的事實，簡直肝腸欲裂，悲痛萬分。詩人的感情達到高潮，全詩便在悲愴憤懣的情調中戛然而止。

　　此詩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會災難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現了自己對現實的不滿和對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臺上嶄露頭角還是從他隨袁紹討伐董卓始，故此詩中所寫的事實都是他本人的親身經歷，較之《薤露行》中所述諸事，詩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認識，故詩中反映的現實更爲真切，感情更爲強烈。如最後兩句完全是詩人目睹兵連禍結之下民不聊生，哀鴻遍野的真實情境而產生的感時憫世之嘆。劉勰評曹氏父子的詩曾說：“志不出於滔蕩，辭不離於哀思。”（《文心雕龍·樂府》）鍾嶸評曹操的詩也說：“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詩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詩歌感情沉鬱悲愴的特點。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詩讀來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愴，故造成了其詩沉鬱頓挫、格高調響的悲壯氣勢。這首《蒿里行》即是極爲典型的例子。故陳祚明說：“孟德所傳諸篇，雖並屬擬古，然皆以寫己懷來，始而憂貧，繼而憫亂，慨地勢之須擇，思解脫而未能，亹亹之詞，數者而已。”（《采菽堂古詩選》）可見曹操詩歌抒憂寫憤的特徵已爲前人所注重。

　　這首詩詩人運用民歌的形式，對當時的社會現實進行了批判，不僅對因戰亂而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苦難人民表示了極大的悲憤和同情，而且對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惡元兇給予了無情的揭露和鞭撻。全詩風格質樸，沉鬱悲壯，體現了一個政治家、軍事家的豪邁氣魄和憂患意識，詩中集典故、事例、描述於一身，既形象具體，又內蘊深厚，體現了曹操的獨特文風。

《蒿里行》是一首五言古詩。此詩借樂府舊題寫時事，內容記述了漢末軍閥混戰的現實，真實而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的苦難，堪稱“漢末實錄”的“詩史”。詩人運用民歌的形式，對當時的社會現實進行批判，他不僅對因戰亂而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苦難人民表現出極大的悲憤和同情，而且對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惡元兇給予了無情的揭露和鞭撻。全詩風格質樸，沉鬱悲壯，顯露出詩人的豪邁氣魄和憂患意識；詩中集典故、事例、描述於一身，既形象具體，又內蘊深厚，呈現出曹操獨特的詩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