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艇記

紹興三十一年（1161），陸游在臨安從敕令所刪定官調任大理寺司直，寓居“百官宅”。據《乾道臨安志》記載，百官宅屬“府第”類，在石灰橋。一時名流周必大、李浩亦同時寓此，與陸游連牆爲鄰。作者所住的小屋僅二間，“甚隘而深，若小舟然”。於是，他便爲此居起了個特別的名字——煙艇。

　　此時的陸游，已多次遭受以秦檜爲首的所謂“主和派”的打擊。雖然當時秦檜已死，但其餘黨仍在把持朝政，陸游遲遲不能展其大才，故而萌生江湖之思；對此，少年即胸懷壯志的陸游，自然心有不甘，難以遽舍夙願。所以，此時的他，正處於一種欲幹不能、欲罷不忍的兩難境地。此文即是在這種心態下創作的。

這篇文章由取名的奇特而引起——一位客人代讀者向作者提出了這個疑問： “屋是屋，舟是舟；屋之非舟，就像舟之非屋。若您認爲二者有相似之處，所以把小屋取名爲‘煙艇’；那麼，有些舟船的高大明亮、深邃富麗甚至超過了宮室，您難道也把這些舟船稱之爲‘屋’嗎？”對此，就引發了作者一大通的議論，而其主旨即在於下面這句： “意所誠好而不得焉，粗得其似，則名之矣。”也就是說，作者雖然身困於小屋之中，但心所向往的卻是“煙艇”；現在二者既有某些相似，那就何不借給小屋取名爲“煙艇”，以之寄託自己的志趣，填補“求而不得”的心理缺憾？文章就用“逗人懸念”的方法開頭，然後結出此文的主題： “雖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順流放棹”——即是： 身居陋室而心懷煙波浩淼的隱逸生活。

　　在古代文學作品中，“煙艇”這個詞語實際已成了隱逸生活的“感情象徵”。這個“感情象徵”的形成，時間很早，其源似乎可以推溯到《史記》中所記載的范蠡，他於輔助勾踐滅吳之後“乃乘扁舟，浮於江湖”。這裏就隱約出現了“煙艇”的“雛形”。後來，有許許多多文人又進一步對之“加工”，就形成了對於“煙艇”的更加生動優美的描繪。舉其最常見者，如中唐人張志和，自稱“煙波釣徒”，其平生大願是“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而他的“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漁歌子·西塞山前白鷺飛》），就更爲他的“煙艇”生活披上了一層“詩”的美麗外衣。再如蘇軾，在他有名的《前赤壁賦》中也出現過如此曠逸的意境： “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這裏的“一葦”和“一葉扁舟”，實際上也就是“煙艇”的另一種表現形式。至於陸游本人，他對“煙艇”生活亦即隱逸生活的嚮往，更可舉其《澄懷錄》中對朱敦儒隱居生涯的記述爲例： “朱希真居嘉禾，與朋輩詣之。聞笛聲自煙波起，頃之，棹小舟而至，則與俱歸。”請看，朱敦儒放舟於煙波之間，吹短笛而唱漁歌的隱逸生活就是這樣逍遙自在，優哉遊哉。所以，陸游把自己的小屋命名爲“煙艇”，就明顯地寄寓着他對這類隱逸生活“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的無限企慕之情。對於這種生活理想，他在此文裏也作了具體而生動的描寫： “得一葉之舟，伐荻釣魚而賣芰芡，入松陵，上嚴瀨，歷石門、沃洲，而還泊於玉笥之下，醉則散發扣舷爲吳歌，顧不樂哉！”在這段話中，似乎看到了古代無數高人隱士的身影，也似乎預見了他在晚年所作《鵲橋仙·一竿風月》中所勾畫的“自我形象”： “一竿風月，一蓑煙雨，家在釣臺西住。賣魚生怕近城門，況肯到紅塵深處？潮生理棹，潮平繫纜，潮落浩歌歸去。時人錯把比嚴光，我自是無名漁父。”故而，陸游之爲小屋取上一個奇特的“煙艇”之名，實有深意存焉。

　　現在需要進一步探究的問題是： 陸游當時正值初入仕途之際，又年當身健力壯之齡（三十七歲）；照理，一個人產生隱逸之思常是在倦於官場及年晚力衰之時，但現今卻提前出現了這種欲求退隱的心理傾向。對此，仍應從此文的字裏行間去細求。文中一曰： “予少而多病，自計不能效尺寸之用於斯世，蓋嘗慨然有江湖之思”；二曰： “飢寒妻子之累劫而留之，則寄其趣於煙波洲島蒼茫杳靄之間”。這就提供了兩方面的答案： 第一，作者其實早有“用世”之大志（他早在三十二歲所作的《夜讀兵書》詩中就說過： “平生萬里心，執戈王前驅”），但因投降派的打擊（他三十歲赴禮部試時曾被主考官名列前茅，卻爲秦檜所黜落），遲遲未能伸展其大才。現今雖在京師任職，然而仍“不能效尺寸之用於斯世”，所以就自然而產生那種思欲歸隱的思想。第二，作者尚有生計之累，於此，也生髮了“做官不如回家種田打魚”的牢騷。故而，陸游之名其小屋爲“煙艇”，一方面是表達了自己從中國士大夫傳統思想中承傳而得的隱逸情趣，另一方面卻又可以看作是他懷才不遇、不滿現實的憤懣情緒之表露。只有把這兩方面綜合起來看，始能比較全面與深刻地認識他此時此地的複雜心態。

　　中國古代文人常會遇到這樣的心理矛盾：是“入世”，還是“出世”。是爲國家建功立業，還是退隱江湖，做一個高人隱士。在他們看來，這兩方面就像“魚”與“熊掌”那樣，都是“我所欲也”卻又“不可得兼”。於是，便出現了李商隱那種思欲“調和”或“統一”這二者的詩句： “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樓》）。也就是說： “隱逸江湖”之思，是終身所懷的願望；不過，真正的歸隱，當在幹過一番迴天轉地的大事業、兩鬢斑白之後方始心安理得地實行。可惜的是，這種理想除開極少數人（如范蠡）外，幾乎都無法做到。因而，陸游在此文中就改從另一個角度來表述他那既不能效功於當世又不能真正歸隱江湖，既身困於陋屋閒官又強烈心懷故鄉田園的苦惱；而如果再深一層挖掘，便可從其“反面”發現： 作者的真正願望卻仍在李商隱的那兩句詩中。這樣，通過“剝筍抽繭”式的分析，就能透過其表層的翳障而直探其心靈奧區： 此文實際是以曠逸之語來發泄他思欲用世而不能的苦悶——果然，在此文寫後不久，陸游便有機會積極投身於當時的抗金北伐戰爭中去了（先是上書《代乞分兵取山東札子》，主張北伐；後是改調鎮江通判，籌劃軍事）；到那時，既不見了他困於“飢寒妻子之累”的倦色，也聽不到他“自計不能效尺寸之用於斯世”的喟嘆，而只看到一位“壯歲從戎，曾是氣吞殘虜”（《謝池春·壯歲從戎》）的愛國志士，正奔忙出沒於抗金前線……
根據以上分析，此文在寫作上的特點，除開其發端的故設懸念、引人好奇之外，主要還在於它的借題發揮和絃外有音。“借題發揮”是指借給小屋取名爲“煙艇”來抒發他那“身在魏闕，心存江湖”的隱逸志趣；“弦外有音”又是指它的表面作曠達語而實際寓“英雄無用武之地”的牢騷——作者在他後來回憶這段“百官宅”的生活時，尚有詩曰： “簿書袞袞不少借，懷抱鬱郁何由傾？”（《往在都下時與鄒德章兵部同居百官宅無日不相》）特別對於這後一點，讀者須細心體味，方能察其真諦。

此文第一段介紹號稱“煙艇”的居室，以主客問答的形式帶入對命名的探究；第二段引用“新豐非楚”“虎賁非中郎”的典故，回答他之所以把他的住所命名爲“煙艇”，是以此表達自己的一種心願，寄託自己的志趣。接着，作者着力於對退隱“江湖之思”的形象描繪，極力抒寫對男耕女織、“一葉之舟”生活情調的嚮往。而後以挺拔的筆力，抒寫了他的志向。做官取“萬鍾之祿”也好，過隱居於“一葉之舟”的生活也好，這都是身外之物。他不求萬鍾之祿，只眷眷於一葉之舟。全篇行文暢達流利，把作者曲折變化的思緒寫得形象鮮明、情意雋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