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博雞者事

高啓在明太祖洪武年間任國史編修官時，聽到衕在翰林院的陶凱敘說元代袁州路（今江西省宜春縣一帶）有關博雞者的事，於是實錄其事，寫下《書博雞者事》這篇文章。

《書博雞者事》是一篇散文。文章記敘元朝末年以博雞者爲首的袁州下層羣衆路見不平、“羣起奮袂以伸其憤”的事蹟，歌頌博雞者不畏強橫、不畏權勢、敢於鬥爭的俠義精神，反映了當時黑暗的社會現實。此文忠於事實，簡約敘事，緣事明理，是作者做史官時寫就，發揮了他史家文筆之長，也顯示出史家爲文之旨。

《書博雞者事》無論選材、立意與結構，都與《史記》相近。在總體結構方面，先記事，末了用“高子曰”表述作者對有關的人和事的評論，與《史記》中各類傳記篇末用“太史公曰”以表達作者的認識一樣。作者記敘博雞者的事蹟，猶如《史記·遊俠列傳》，既註意文字的峻潔簡練，又考慮寓意於事，緣事明理。

　　全文六段。第一段（從“博雞者袁人”至“諸爲裏俠者皆下之”）敘博雞者過去的爲人，爲後文寫他的轉變設置了對比條件。文章敘博雞者，不言其姓氏字號，但點明其爲“袁人”，因他的義舉就是替袁州太守報仇雪恨。博雞者過去是個無賴，不從事生產，天天抱着雞呼喊一班少豪到街上賭博；他任性使氣，愛與人鬥鬧，使鄉裡間充當好漢的人物都服從他。清人李漁說：“開捲之初，當以奇句奪目，使之一見而驚，不敢棄去。”（《閒情偶記》捲三）高啓這麼寫，有三個作用：一是介紹博雞者的個性，與他後來的作爲是有內在聯繫的。二是以他過去的爲人所不齒與日後的衆人稱讚相對照；三是構成懸念，激起讀者強烈的興趣。

　　第二段（從“元至正間”到“然未有以報也”）敘袁州太守被誣受黜，袁人大憤。作者宕開筆墨，不順接博雞者事，而另敘袁州太守的事蹟。述袁守之事，先寫其德，繼寫其冤，最後寫袁人的憤。因袁守“多惠政”，致“民甚愛之”，那麼袁守蒙冤，自然使“袁人大憤”。袁守蒙冤，一是因爲觸怒了姓臧的使者，一是由於豪民的誣陷。而袁守“自負年德”，傲視臧使爲“臧氏之子也”，只是矛盾的誘發原因。據《孟子·梁惠王（下）》記述：魯平公要見孟子，寵臣臧倉阻止魯平公去。孟子的學生樂正子告訴了孟子。孟子說：“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減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袁守借“減氏之子”奚落對方。減使是個“新貴”，趾高氣揚，盛氣凌人，聞後“怒”而欲以法治袁守。他利用豪民誣告袁守收賄的僞證，逮捕袁守，嚴刑脅服，終至削掉了他的官職。這部分是導出博雞者事的根源，因而要敘明原委。作者癒突出袁之民愛袁守之深，癒顯示袁守冤情之重；癒表現袁人憤恨之烈，也癒知袁人求報之切。袁人要爲太守報仇雪恨，平反冤獄，也就將博雞者推出了場。在一、三段敘博雞者之事中間，楔入這麼一段，好象側筆他曏，另衍枝蔓，實爲決源導流，文斷意續。這段敘寫，言簡意明，是非昭著，因果判然，字無虛設，誠史家之筆。

　　第三段（從“一日”至“乃釋之”）敘博雞者嚴懲豪民。袁人憤而思報，便激博雞者去懲治豪民：“若素名勇，徒能藉貧居者耳。彼豪民待其貨，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臂耶？”欺貧凌弱不能稱爲勇，敢鬥豪強方可名爲勇；畏權避勢非丈夫，助賢鋤惡真英雄。袁人以尖利的語言激發他的自尊心，以刻薄的話語挑逗他的好勝心，以誠懇的言詞啓發他的正義感。對於“任氣好鬥”的博雞者來說，袁人的這番激將誘導是他由“勇”到“義”轉變的關鍵。博雞者懲治豪民表現得有智有勇。他的智在於：第一，作好充分準備。他不是憑匹夫之勇，而是“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集結了相當的力量，以便對付豪民家衆多的僮奴。第二，選擇良好時機。他帶了人“遮豪民於道”，於路上劫持，出其不意，攻共不備，以衆擊寡，容易得手第三，反縛豪民遊街，讓他自呼“爲民誣太守者視此”，既打掉了豪民的威風，又申張了正義，且能獲得廣大羣衆的擁護。第四，他善於退敵。豪民的兒子糾集百餘人，他以“如前來鬥，即將其父處死”的辦法，迫使豪民子“斂衆以去”。最後，歷數豪民罪惡，並告誠豪民如不改惡從善，將焚其廬，毀其家，使豪民不敢再行作惡。博雞者可謂慮事周密，着着得力他的勇在於;他代表羣衆願望，挺身而出;豪民宗族人多勢大，他從容應對，無所畏避雞者懲治豪民，不是隻圖一時之快，而是以效尤。博雞者完全是站在正義的立場，爲民除害，爲太守申冤。這種出於義的勇，オ是大丈夫氣概。

　　第四段(從“博雞者因告衆日”到“爲復守官而黜使者”)敘博雞者事之二：使袁守官，使波。博雞者嚴懲豪民，以爲這足以報袁守之仇，而羣衆卻認爲這雖然出了氣，但袁守的冤未白，於是又一次引導博雞者爲袁太守申冤。博雞者即在兩丈寬的大紙上，大書一“字，到御史臺去告狀。這麼做，一方面是將袁守的冤獄公之於衆，獲取社會支持，一方面對御史臺直接施加壓力。臺臣起初不予理會，博雞者“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纔迫使臺臣認真處理其事。統治者就是怕將他們的陰私揭之於衆，耽心因此而危及他們的地位，可見博雞者善於鬥爭。以上兩段，爲本文的主體。袁守蒙冤，乃使與豪民勾結所致。這就決定了博雞者對兩個不衕的鬥爭對象採取兩種不衕的鬥爭方法：豪民系土豪，懲豪民，羣衆贊助，官府一時難以幹涉，所以他採取“非法”的武力懲治，臧使爲官員，要罷黜他，使袁守復官，必須通御史臺，所以他改用“合法”的說理鬥爭。由於博雞者根據不衕的對象，採取了與之相應的鬥爭手段，因而兩處都獲勝利。對比博雞者的前後行爲，使人感到這個“素無不事產的遊民無產者在袁人的啓發引導下有所轉變。博雞者所爲，不是爲個人申冤雪恥，也不是爭強鬥勝，更不是爲了顯姓揚名、升官發財，而是代表民意，伸張正義，他的形象在事實的鋪墊下高大了起來。

　　第五段，即“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一句話，突出了博雞者所爲的性質，以及所產生的影響，總結了以上兩段，且與開頭的一段相對照。

　　第六段，即“高子曰”的一段議論。高啓對袁守和減使是各打五十大闆，因爲一個“輕上”，一個“枉法”，致“使匹夫攘袂羣起以伸其憤”，藉此說明社會“紊亂而變興自下之希望“爲上者”防止社會變亂，鞏固其統治。高啓雖然很欣賞博雞者的義舉，可是他總認爲這是造成社會變亂的因素，他理想中的社會是官清民順。清官，要得尊上、循法、秉公。這樣，豪民無處逞其刁，平民無所洩其憤，也就國泰平安了。高啓的這些認識具有明顯的階級侷限，但由於作者系實錄所聞，較爲真實地記錄了一些客觀現實，博雞者的行有它的積極意義。

　　此文寫法方面有四個特點。一、先敘後議，敘爲議根。就整個文章而言，可以分爲敘述和議論兩大部分。敘而後議，有助於讀者從感性認識上升爲理性認識。文章圍繞“元政紊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的議論中心從三方面說，一是“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指出是下面官員行爲不咎由自取；二是“臧使者枉用三尺，以讎一言之憾，固賊戾之士哉”，朝廷派出的官員借公濟私，枉施刑罪；三是“匹夫攘袂羣起以伸其憤”，羣衆憤恨奸官而堀起鬥爭。作者所議與前面所敘對應，使議論出於自然，言而有據。

　　二、欲擒故縱，對比鮮明。敘述部分又分爲兩大層，先從反面寫起，說博雞者“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鬥”，使人先產生博雞者蠻橫無理、橫衝直闖的印象，然後調轉筆鋒，備述博雞者的見義勇爲，爲民舒憤。先縱後擒，不僅文勢上有開有合而且內容上有正有反，更加突出了博雞者的形象。

　　三、先因後果，有總有分。敘博雞者事，先交代事情的緣起，敘述事因時，明揭兩個禍首，寫後果時，分別予以懲治。博雞者事，事出有因，行事有序，先近後遠，先小後大，先毆後訟。懲奸徒，雪冤獄，兩方面兼及；復袁守，黜臧使，兩種效果衕現。層次極爲分明。

　　四、有言有行，形象鮮明。作者寫博雞者之言，用語極爲簡省，懲治豪民時只有答應羣衆要求的一個“諾”字，訟臧使時也是回答人家提示的一個“然”字。這極爲簡明的表態語言，顯示了他樂於納言的性格和決心爲民洩憤的思對豪民宗族的一番話，勇氣逼人，智慧閃光。他對豪民的一番數落，義正詞嚴，威勢咄咄，不容置辯。從他的言行，可見其疾惡如仇的心理，敘其行亦維妙維肖，逼真如畫。

　　高啓作史官時寫這篇文章，發揮了他史家文筆之長，也顯示了史家爲文之旨。近代林紓說：“魏叔子（禧）書大鐵椎近小說，此作乃近《史記》。”魏禧寫《大鐵椎傳》，側重人物形象描繪，寫奇人奇事，和小說近似，而此文忠於事實，簡約敘事，緣事明理，確與《史記》相類，這也是它不衕於一般記敘文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