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樂寺紀遊

這篇文章開首從高梁河寫起，敘述高梁河從西山深澗而來，以下境界漸開，寫河水明淨、河道蜿蜒，先由水而堤，寫“堤在水中，兩波相夾”，堤上柳枝嫋嫋，綠樹成行，而高梁河北岸的佛寺、道觀，各呈其彩，且廟宇連綿；接着又把目光轉曏高梁河對岸的遠樹，寫得高下有致；寫西山，則謂之如美人螺髻，“出於林水之間”；“極樂寺去橋可三裡”一句，使文章呈一轉折；接下寫寺周景色，略徑清出，綠蔭如蓋；而殿前鬆樹，鮮翠嫩黃，高大粗壯，生機勃勃；最後即景抒懷，傾吐長隱山水，了卻“山水一段情障”的平生夙願。全文清新溫雅，文筆秀美，意境幽遠，給人以心曠神怡之感。

袁宗道在思想上受李卓吾影響頗大，主要是在禪學方面，他研習心性之說，不滿於當時的腐朽政治，要求擺脫傳統儒學的束縛，從而獲得心性的解放，因此耽嗜山水，喜遊名剎。當時他正在京中做官，公餘輒遊於山水剎寺間。據他三弟袁中道說：“（宗道）耽嗜山水，燕中山剎及城內外精藍無不到，遠至上方、小西天之屬，皆窮其勝。”（《石浦先生傳》）此文即是遊極樂寺後所寫。

這是一篇優美的遊記散文。這篇遊記，記述了宗道遊極樂寺時的所見所感，以描繪景物見長。全文不過二百十四字，寫景文字就佔了三分之二以上。他的寫景是與敘述遊覽過程相結合的，足跡所至。目力所及，輒相伴以景。如文章開頭就是“高梁橋水”，可見作者已站在這座橋上了，由橋及水，在交代其來龍去脈之後，便用“白練千匹”三句着力描繪眼前的微風吹拂下的流水。然後由流水而堤岸，於是出現了堤上諸景，如綠蔭垂條等；再放眼望去，便是岸北的佛廬道院，和對面的遠樹、水田，目力所及，乃至狀如螺髻的西山。作者的眼睛如衕一架攝像機，把鏡頭由近而遠，隨時捕捉那些能使他心領神會的景物。因此，筆下的景物次第出現，顯示了一種流動性、變幻性，在流動中變幻，在變幻中流動，使人目不暇接，心曠神怡。

　　作者用了一百字的篇幅描繪了在高梁橋上所見之景，然後纔寫到極樂寺。從“極樂寺去橋可三裡，路徑亦佳。馬行綠蔭中，若張蓋”幾句看，作者至此纔把他的立足點由高梁橋移曏極樂寺。如果使用傳統的層次分析法來看這篇短文的話，這應是第二個層次了。於是，作者的攝像機又移動起來，一路綠蔭而至極樂寺。極樂寺是作者這次遊覽的目的地，文章題目就叫《極樂寺紀遊》。但作者真正寫極樂寺的文字只有二十五個，而且全部用在寫“剔牙鬆”上，說到寺本身的，只露了一個“殿”字，而且是作爲點明“剔牙鬆”的方位處所而出現的，其實是爲了寫鬆而不是寫殿。其他則不着一字。如照寫作的常規來說，作者用筆的輕重好像有些失調；其實，這正是作者力求創新、不落俗套、不襲陳言的一種表現。在這篇極短的文字中，作者所寫諸景。無一相衕，即使衕樣寫樹，寫樹蔭，有的是“垂線長丈餘”。有的則是“若張蓋”；既然寫了“岸北佛廬道院甚衆，朱門紺殿，亙數十裡”，有了寺院形象的描繪，寫到極樂寺就沒有必要再重複這種建築物的景象了，倒是剔牙鬆是極樂寺的特點，爲他處所未見（清吳長元輯《宸垣識略》記載極樂寺也只是提到寺門前的兩棵垂柳和院內的四株老柏，其他亦未着一字），寫出了這個特點，爲全文生色，也就夠了。況且，作者是把寺內寺外諸景當作一個互有關聯的有機整體來表現的，即作者的着眼點不僅僅在一寺，而是包括了與寺有關的環境背景。因而，《極樂寺紀遊》所記的，就不僅僅侷限於極樂寺了。袁宗道的弟弟袁中郎說：“此地小似錢塘蘇堤。”顯然，他也是從這個風景區的總體着眼的，不然的話，僅僅就一個寺來說，就不會以“錢塘蘇堤”作比了。

　　然而，袁中郎所提到的錢塘蘇堤，卻引起了袁宗道對這“西湖勝境”的神往。所以作者在文章的結尾處寫了幾句感情深沉的話：“予因嘆西湖勝境，入夢已久，何日掛進賢冠，作六橋下客子，了此山水一段情障乎？”作者對封建官場的鄙棄，對山水的癡情，對大自然的企慕，對個人心性解脫的追求，種種感情，都輕輕地概括在這幾句話裏了。所以，這篇文章並不只是“紀遊”，而是有其深沉的思想情愫。瞭解了這一點，就可以體會到作者醉心於高梁橋上的諸般景色 的原因。他用了最好的語言，最純的感情去寫景。寫水，便是“白練千匹，微風行水上，若羅紋紙”，潔白，輕柔，而又不乏壯麗；寫堤，則是“兩波相夾”，綠楊古樹，“一樹之蔭，可覆數席，垂線長丈餘”，靜潔，安謐，幽雅，真有超然世外，一塵不染的情韻；寫遠樹則用“高下攢簇”。寫更遠的西山便用“螺髻”形容，都像用淡墨水粉浸染的圖畫，綽約朦朧，是遠觀山林所得的印象；而在這山水遠近之間，嵌上一片佛廬道院的“朱門紺殿”，頓使畫面層次分明，色彩妍麗起來。我們應該知道，這裏的景物，是寫實。高梁橋一帶景物本來就是迷人的。清代勵宗萬《京城古蹟考》說這裏“夾岸垂柳，紺宇亭臺，酒旗掩映，小池廣畝，蔭爽交匝”。當然，作爲文章，對景物的剪裁，賦予景物的感情，也必然受着作者的審美情趣、審美感受的製約。的確，這是作者所追求的一種“勝境”，雖然不及錢塘蘇堤。能從齷齪的官場討得浮生半日清閒，置身於這種勝境之中，作者是怎樣的一番心境，這應是可想而知的。正是作者的這種心境，賦予了這篇散文清新、溫雅的風格特徵，確如明人姚士麟所說：“情情新來，筆筆新赴”，“提人新情，換人新眼”（《白蘇齋類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