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這是王安石爲已經去世的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平所撰寫的墓誌銘。這篇文章當作於宋仁宗嘉祐年間（1056—1063）。

這篇墓誌銘由許平具有雄辯之纔展開議論，暗中感慨趨時之士未必能得重用的現實，從而讚揚了君子應貴於自守，不應遭遇困頓而悔恨的可貴精神。

　　文章的首段，着重介紹許平的卓越纔能和生平遭際。爲了襯托，還特意把他與其兄許元聯繫到一起，說他們兄弟“相友愛稱天下”，可見其家世不凡。單就許平說，他從小就“卓犖不羈”，胸懷遠志，又“善辯說”，見識超羣。再就兄弟二人說，也“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這就從主觀與客觀兩個方面顯示出許平的前程寬廣，必將成就一番事業。實際的機遇又如何呢？就在寶元年間，遇上“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許平又得到名重一時的陝西大帥範、鄭二公的有力引薦，在召試之後授太廟齋郎，複選爲泰州海陵縣主簿。風雲際會的大好時機，而默然沉淪下僚。字裏行間，已深蘊不平之氣。在當時，人們是怎樣看待許平的呢？有了解許平的顯貴大力推薦，認爲“不宜棄之州縣堪以大用；至於許平自己呢？也十分自負，而“欲有所爲”。可是他終究無緣一顯身手以展其智能而含恨謝世。

　　第二段即由此而生發議論。作者縱觀歷史，提出自古以來不遇於時之士，不外乎兩種類型。其一爲“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這類人與社會一般人所追求的功名事業不衕，而是“有待於後世”獲得高潔的名聲。他們的與世不合，自然是意料中事。其二爲“智謀功名之士”，他們能洞察時務，把握機，求與當權者相合，藉以一展雄纔，有益於世。就是此類積極進取的有爲之士，亦往往不遇於時，可見遇時之難了。上舉兩類人，前者作爲陪襯，後者方爲話題的重點。於是順流而下，對許平等“智謀功名之士”的卓越纔能和實際遭遇作進一步闡發。這類人，“辯足以移萬物”，卻偏偏“窮於用說之時”；其“謀足以奪三軍”，而又“辱於右武之國”。本是國家急需的治世之士，竟淪於窮受辱之境。這樣一比照，當權者踐踏人纔的行徑也就不言而喻。文章再以“離世異俗”之士作烘托，認爲他們不圖顯於今而是有所待於後世”，這一行爲，若與力求遇於時而不得的“智謀功名之士”相較，也自有其合理之處而令人理解了。文中或正說，或反說，都在爲許平的不遇而終嘆息。

　　在最後的銘語中，作者更是滿懷激情地給予評說：“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作爲許平來說，本該是幸運者！既因當朝顯貴推薦起而得官，仕途中又未遭人嫉妒排擠而堵住進身之階；而其結局卻又極其不幸：僅僅停留在縣主簿這樣的低層官職上。這一極不合理的現象，又是誰造成的呢？以反問作結，益顯作者的衕情與不平之慨。

　　全文議論較多，以議論代敘事，情調慷慨悲涼，筆調深沉含蓄，與其他墓誌銘以敘事爲主的寫法大有不衕，因此成爲王安石所寫墓誌銘的一個顯著特點，衕時也因此成爲後世文學研究的佳作之一。

這篇墓誌銘主要是哀悼許平有纔能而屈居下位的悲劇。第一段寫許君有大纔卻終不得用的事實；第二段以離俗獨行之士和趨勢窺利之士的不遇，來襯托許君的不得志；第三段寫許君的後事；第四段銘文只二十餘字，概括許平一生遭遇，隱含強烈的悲憤。全文議論較多，情調慷慨悲涼，暗中感慨趨時之士未必能得重用的現實，從而讚揚了君子應貴於自守，不應遭遇困頓而悔恨的可貴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