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韓文公廟碑

這篇碑文高度頌揚了韓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績，並具體描述了潮州人民對韓愈的崇敬懷念之情。碑文寫得感情澎湃，氣勢磅礴，被人譽爲“宋人集中無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韓愈）而上之”（《蘇長公合作》引錢東湖語）。黃震甚至說：“《韓文公廟碑》，非東坡不能爲此，非韓公不足以當此，千古奇觀也。”（《三蘇文範》引）

　　起筆兩句“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劈空而來，突兀高亢，豪邁警策，一下子就將讀者的心緊緊抓住。引出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的至理名言，闡述此氣之普遍性與無處不在，它“潛藏於日常細微，卻充塞於宇宙萬物之間”。緊接着，三組精妙絕倫的排比句，分別從遭遇此氣者的反應、此氣存在的先決條件及其存在形態三方面，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描繪與闡釋。特別是“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一句，極盡誇張之能事，展現了浩然之氣令人敬畏的力量。而“是孰使之然哉”的設問，巧妙地引導讀者思考其存在條件，即不依賴於形體、力量、生死，強調其超越物質、永恆存在的特性。進而，以“故在天爲星辰……”之句，展現了此氣變化萬千、無所不在的壯麗圖景。此段論述，排山倒海，氣勢恢宏，其間穿插設問與因果連接，使得文脈流暢而不失頓挫，奔放中蘊含嚴謹。儘管對浩然正氣的描繪帶有誇張與神祕色彩，但它所代表的正義精神與力量，卻是實實在在、影響深遠的。正如宋末文天祥在《正氣歌》中對其的引用，展現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愛國奉獻的高尚情操。這份精神，必將穿越時空，繼續滋養後世，激勵無數英傑。

　　碑文首段，對於浩然正氣作了充分的描述、評論，韓愈的高大形象已隱隱出現，於是二段順勢轉入評述其道德文章。了貞觀、開元之治，賢相輩出，如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等，卻仍未能扭轉文壇的頹勢。直至貞元、元和年間，“獨韓文公以一介布衣之身，談笑間揮斥方遒，引領天下文風復歸正道，此功業綿延三百年之久矣。”文中“談笑”、“麾之”、“靡然”等詞，生動展現了韓愈古文運動之強大號召力與廣泛影響力，與歷史事實高度契合。隨後，碑文以四個氣勢磅礴的排比句，精闢概括了韓愈在文、道、忠、勇四方面的卓越成就：“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每一句都獨立成章，深刻揭示了韓愈作爲文學家、思想家、忠臣、勇士的全方位形象，其概括力之強，氣勢之盛，使得這四句成爲碑文中最爲人傳誦的經典名句。而韓愈在文、道、忠、勇上的卓越表現，正是對前文所述浩然正氣的生動詮釋。蘇軾因此讚歎道：“此豈非與天地同壽、關乎國家興衰、浩蕩獨存之氣概乎！”如此，碑文首尾呼應，渾然一體，使讀者恍然大悟，原來開篇所描繪的浩然正氣，實則是字字句句皆在刻畫韓愈之風采。此等構思之精巧，用心之深邃，令人歎爲觀止。

　　碑文第三段，完全轉換角度，另起爐竈，從論“天人之辨”人手。所謂“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爲兩個方面的情況，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人幹壞事可以無所不用其極，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騙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騙小豬、小魚，因爲《易·中孚》的卦象象徵着中心誠信，誠信到能感化小豬、小魚等微細之物，如能擴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獲得吉祥，因爲誠信正應合着天剛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奪取天下，卻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婦之心，因爲這也體現了天意。這些說法，在今天看來，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內，但也不是毫無合理的內核。比如將天意理解爲公理和法律，還是可以講得通的。接着，碑文便從天意和人爲的角度，連用排比句進行兩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鑹、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在這兩相比照中，前項均屬天意，後項均屬人爲。凡屬天意者，韓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屬人爲者，韓愈全遭失敗。所以結論是：“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這樣論說，不僅能與上文論述浩然之氣的話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強調韓愈受到貶滴、遭遇誹謗、不能安身於朝廷，全是人爲的結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這樣寫，不僅是爲了歌頌韓愈的忠誠和正直，也寄寓着對韓愈在政治上屢遭陷害打擊的憤懣在內。

　　碑文第四段，重點描寫韓愈在潮州的政績以及潮州人民對韓愈的崇敬和懷念之情。由於韓愈在潮州期間重視興辦教育事業，故“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由於韓愈在潮州期間重視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對於王滌倡議重建韓愈新廟之舉，“民歡趨之”。而當有人以韓愈生前在潮時間很短、對潮並不留戀爲由認爲在潮修建韓廟並無意義時，蘇軾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來比喻韓愈之神“無所往而不在也”，說明韓愈影響之廣大深遠，既極生動形象，又極具說服力。

　　碑文最後，爲了進一步抒寫作者對於韓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開浪漫的想象，創作了一首熱情洋溢的詩歌。詩中想象韓愈是天仙下凡，“下與濁世掃秕糠”的；他的詩歌成就極高，可以“追逐李、杜參翱翔”；他忠誠耿直，敢於“作書詆佛譏君王”；他感動上蒼，“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因而當他離開天廷以後，天帝十分悲傷，仍然將他召回。詩的最後，寫作者獻上豐厚的祭品，虔誠地向他禱告，希望他能在人間稍作停留，但他卻翩然飛回天宮，於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淚滂沱了。詩中通過這種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讚揚了韓愈的業績，天人共鑑，韓愈的精神，感天動地，從而表現一位古文運動完成者對於古文運動開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緊密呼應碑文首段對於浩然正氣的描述、評論，文心之深細嚴密，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綜上所述，這篇碑文將議論、描述、引徵、對話、詩歌等熔鑄於一爐，高論卓識，雄健奔放，駢散兼施，文情並茂。正如王世貞所說：“此碑自始至末，無一懈怠，佳言格論，層見迭出，如太牢之悅口，夜明之奪目，蘇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

潮州（今廣東潮安縣）知州王滌在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重修韓愈廟後，寫書請蘇軾爲此廟撰寫碑文。蘇軾慨然從命，不久就將手書碑樣寄給王滌，這就是著名的《潮州韓文公廟碑》。

《潮州韓文公廟碑》是一篇散文，碑文高度頌揚了韓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績，並具體描述了潮州人民對韓愈的崇敬懷念之情。此文有別於碑記以敘事爲主的傳統寫法，它主於議論，敘事亦以議論出之。行文中，作者常在散行中運用對偶句式，以加強文章的音韻美；常用排比疊用的方法，以加強文章的氣勢；議論中又暗寓自己的身世之感，以加強文章的感情色彩。因而文章音調鏗鏘、氣勢充沛而又感慨良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