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姦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譯文
譯文二事情的發展有必然如此的原因,情理有原本如此的根源。
只有天下最冷靜的有修養的人,纔能從細微的變化中預知發展的結果。
月亮周圍起暈,將要颳風,屋柱石礎返潮,將要下雨,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
人世間事情的發展變化,道理情勢的相互因循,其空疏難知、變化莫測的程度,怎能與天地陰陽之事相比呢?而賢能的人也有不知道的,那是什麼緣故呢?是愛憎的感情擾亂了他們的思想,利害得失的考慮影響了他們的行爲。
從前,山巨源見到王衍後,就說:“將來貽害天下百姓的,一定是這個人。
”郭子儀見到盧杞後,就說:“這個人如果得志,我的子孫就會一個也留不下來。
”從今天的情況分析起來,那道理確實是可以預見的。
依我看來,王衍這個人,容貌言語方面,確實有欺世盜名的地方,然而,他不忌恨別人,不妄求,只是隨波逐流,假使晉朝當時沒有惠帝這個呆子,哪怕僅是一個一般的君主,即使有千百個像王衍這樣的人,又怎麼能把天下搞亂呢?盧杞的奸險,固然足以敗壞國家,但是他不學無術,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談不足以欺世,如果不是遇到鄙陋昏庸的唐德宗,又怎麼會得到重用呢?由此說來,山、郭二公對王、盧二人的預言,或許也未必一定如此。
現在有個人,口中說着孔子、老子的話,親身實踐着伯夷、叔齊的行爲,招納一些沽名釣譽之士和不得志的人,共衕製造輿論、自我標榜,(把自己)說成是顏淵再世孟軻復生,實際上卻居心叵測,陰險狠毒,與一般人的志趣不衕。
這人是把王衍、盧杞合於一身了,他造成的禍害難道可以用語言形容嗎?面孔髒了不忘洗臉,衣服髒了不忘洗衣服,這是人之常情。
現在(這個人)卻不是這樣,穿奴僕穿的衣服,喫豬狗喫的食物,頭髮蓬亂像囚徒一樣,滿面灰塵像居喪一樣,卻大談詩書,這難道是他的真性情嗎?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成爲大奸大惡的,豎刁、易牙、開方就是這樣的人。
用蓋世的好名聲,來促成他尚未形成的禍患,雖然有想把國家治好的君主,愛好賢纔的宰相,還是會舉薦他,任用他的。
那麼他成爲天下的禍患,將是必然而沒有疑問的,這就不只是王、盧二人所能比得上的了。
孫子說:“善於用兵的人,並無顯赫的功勳。
”假使這人不被重用,那麼我的話就說錯了,而這個人會有懷纔不遇的感嘆。
誰能知道禍患將會到這樣嚴重的地步呢?假使不是這樣的,(他受到了重用)天下將要遭受到他的禍害,而我會獲得能見微知著、察言識人的美名,那就太可悲了。
注釋
註釋靜者:指能夠冷靜地觀察周圍事物而做出合理結論的賢人。
天地陰陽之事:指自然現象。
古人認爲自然界有陰陽二氣,二氣交互發生作用,便產生了形形色色的自然變化。
賢者:舊說以爲是影射歐陽修。
據史書記載,曾鞏曾曏歐陽修推薦王安石的文章,歐陽修大加讚賞,並幫助王安石考取了進士。
山巨源:山濤(205—283),字巨源,晉初人,任吏部尚書,爲當時的“竹林七賢”之一。
他喜好評論人物,對王衍的評價不高。
王衍(256—311):字夷甫,晉初人,任尚書令、太尉。
衍有盛纔,常自比子貢。
當時晉室諸王擅權,他周旋於諸王間,唯求自全之計,後死於戰亂之中。
郭汾陽:即郭子儀(697—781),唐華州(今屬陝西)人,累官至太尉、中書令,曾平定安史之亂,破吐蕃,以一身系國家安危者二十年,後封爲汾陽郡王,世稱郭汾陽。
盧杞:字子良,唐滑州(今河南滑縣一帶)人,唐德宗時任宰相,搜刮民財,排斥異己。
杞相貌醜陋,好口辯。
後被貶職死於外地。
忮(zhì):嫉恨。
惠帝:晉惠帝(290—306在位),晉開國君主司馬炎之子,以癡呆聞名。
他在位時不理朝政,大權旁落,終導致“八王之亂”,晉室隨之衰敗。
眩(xuàn):通“炫”,惑亂。
德宗:唐德宗(780—805在位),唐代晚期的庸君,他削去郭子儀的兵權,重用盧杞,導致朝政紊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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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析
把《辨姦論》全文連貫起來看,在寫作目的上,作者確有所指,而所指的具體人物,作者又未點明。
我們也沒有必要進行煩瑣考證。
僅就立意謀篇上來說,本文確屬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見微知著”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要輕視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積累而成的。
“防微杜漸”早就是古人奉爲圭臬的名言。
正如清人吳楚材所說:“見微知著,可爲千古觀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處在於謀篇。
文章開始先將天象和人事進行比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難掌握,並說明這是由於“好惡”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結果。
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
接着,又通過歷史上山濤、郭子儀對王衍、盧杞的評論,說明了山、郭二人的評論雖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這就爲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鋪墊作用。
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傾註全力發洩的部分,將“今有人”的種種表現盡情地加以刻畫,一氣呵成,有如飛瀑狂洩,其筆鋒之犀利,論證之嚴謹,不能不令人歎爲觀止。
而在結尾處,作者又留有餘地地提出兩種可能出現的情況,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態度。
作者在批評“有的人”時,把生活習慣(如不修邊幅)也作爲攻擊的口實,未免失之偏頗了。
但是,這點微疵並不足以影響本文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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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姦論》旨在詆譭王安石,竭力反對“新黨”,拋開其本旨,有二點與當今相類:其一,作者謂王安石“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
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王安石是否如此,且不論。
但陰賊險狠如王盧之合一,代有其人,今也不鮮,這是此論給予後人的啓迪之一,須警惕而“辨”。
否則,其禍輕則殺身,重則禍國殃民。
其二,作者提到一種“不近人情”的現象:“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然而這一看來違反常情的情況,在1957年夏之後以及“文革”中,屢見於囹圄。
這是悲劇,當然,古人是無從預料這種悲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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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背景
1069年,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對。
保守派爲打擊王安石,傳出了這篇文章,並署名爲已死去的蘇洵,藉以顯示作者早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就“見微知著”,預見到他得志必爲奸。
《辨姦論》是否是蘇洵所作,學術界有不衕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