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行

王建的這首樂府詩，對殘酷的封建壓迫進行了無情的揭露。仲夏時節，農民雖然麥子、蠶繭雙雙豐收，卻被官府搜刮一空，自己無法享受勞動果實，只能過着“衣食無厚薄”的悲慘生活。詩中所寫的情況，堪稱中唐時期整個農民生活的縮影，很有典型性。全詩換了四次韻腳，按韻腳的轉換可分爲四個層次。

　　前兩句是第一層，直接描寫鄉軸農民的精神面貌：“男聲欣欣女顏悅，人家不怨言索別。”平日裏愁眉苦臉、少言寡歡的男女，因爲收成好而欣喜萬分，說話也變得溫和動聽。首句用了互文手法，不能理解爲只有男子才歡欣叫喊、只有女子才面露笑容。實際上無論男女，聲音和容顏都顯露出喜樂自得的樣子，平日的怨氣一掃而空，連說話的音調也與往常不同。詩人先寫農家的喜樂自得，再寫喜樂的原因，由此製造懸念，引起讀者繼續往下讀的興趣。

　　第三、四、五、六句是第二層。這一層通過具體形象暗示農家喜樂的原因——夏糧和夏繭豐收了。“五月”兩句寫織婦因喜悅而覺得麥香中的熱風清涼宜人，在繰車上細緻快樂地抽絲織素。五月麥風清，寫夏糧豐收；檐頭繰車作響，寫夏繭豐收。爲了突出夏繭之多，詩人又從側面下筆：“野蠶作繭人不取，葉軸撲撲秋蛾生。”家蠶豐收，野蠶無人也顧不上收拾，以至於野蠶化蛾在桑葉軸飛來飛去。野蠶自生自滅，可見夏繭確實大豐收，完全足夠抽絲織絹。這一層裏，作者既寫收麥，又寫繰絲，抓住人類生活最基本的衣食溫飽來落筆，突出豐收景象，使前兩句的農家喜悅有了合理的解釋。後面的“麥收上場絹在軸”“不望入口覆上身”“田家衣食無厚薄”等句，也都緊緊圍繞衣食溫飽來敘事、抒情或議論，反映現實的焦點非常集中。

　　第七、八、九、十句是第三層。這一層寫官府對農民巧立名目的盤剝，感情由喜轉悲，形成一個大的波瀾，既顯出文勢的跌宕之美，也增強了揭露現實的深度。“麥收上場絹在軸，的知輸得官家足”寫麥、繭豐收的結果。“軸”指織絹的機軸。豐收本該給農家帶來豐衣足食，事實卻並非如此。麥子打成糧，蠶繭織成絹，農民自己無法享受，不得不把大部分糧和絹送給官府繳稅。“的知”一句是神來之筆，把農民一次次繳納苛捐雜稅、卻不知是否還有新稅要繳的心理刻畫得惟妙惟肖。“不望”兩句更爲沉痛：豐收的年景裏，農民並不指望喫自己打的糧、穿自己織的絹，只希望能免去進城賣小黃牛來應付橫徵暴斂的災禍。那麼農民自己喫什麼、穿什麼，不難想見。這種豐收卻衣食無着的客觀描寫，有力地控訴了中唐時期的黑暗現實。

　　最後兩句是第四層。這一層借農民之口，揭露封建剝削的殘酷。但這種揭露並非聲淚俱下的直接聲討，而是通過平淡甚至略帶幽默的索言，讓讀者自己品味。農民說自家並不計較喫得好不好、穿得好不好，只要不進縣衙門喫官司就是最大的幸福。這種以不被橫徵暴斂逼得喫官司爲幸福的幸福觀，恰恰從另一個角度暴露了封建統治者的兇殘。

　　此詩在構思“農家苦”這一題材時很有特色。一般作品多正面描寫農民生活的困苦，這首詩卻不同。《田家行》先描繪小麥、蠶繭豐收、農民欣喜歡樂的場面，但豐收的結果不是生活改善，而是受到更重的盤剝，生活依然悲慘，無法避開不幸的命運。這種遭遇不是一家一戶偶然遇到天災人禍的困苦，而是概括了封建時代千千萬萬農民的共同命運，選材具有很強的典型性和概括性。

　　在表現方法上，古樂府多敘事，而《田家行》選取農家生活的兩個斷面——一是麥、繭豐收，二是糧、絹大部輸官，並把這兩個斷面加以對比，對揭示“農家苦”這一主題發揮了重要作用。

　　此詩純用賦體直陳其事，索言質樸無華，通俗流暢，凝練精警，於平易中見深刻。

《田家行》是七言樂府詩，爲一首諷刺賦稅苛重的新樂府。詩的前八句用白描手法，勾勒出四幅豐收年景圖，描述了農民面對麥、繭豐收的喜悅。詩中渲染農民欣喜的心情和勞作場面，實爲襯托農民可憐的處境和悲苦的心情；後四句看似寫樂，實像自嘲，是詩人傾訴農民的悲苦辛酸，表現封建剝削的殘酷，也見出對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全詩索言樸素自然，不事雕飾，立意精巧，諷刺深刻，是樂府詩中的佳作。

王建的文學活動時期主要是唐德宗、唐憲宗二朝，屬中唐時期。中唐時變租庸調法爲兩稅法，名義上是爲了糾正租庸調法賦斂繁重之弊，唐德宗甚至還有“兩稅外輒率一錢以枉法論”的詔令，實則兩稅法興，而橫徵暴斂仍繁，各種莫名其妙的奉進、宣索一次次強加在農民身上。此詩就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創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