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晏行

安史之亂後，唐朝並未迎來太平，藩鎮割據、軍閥混戰不斷，苛捐雜稅層出不窮，百姓深陷苦難。公元768年（唐代宗大曆三年），57歲的杜甫攜家人從夔州出三峽，於年末（題中“歲晏”即歲暮）抵達嶽州，將途中所見所感凝練成《歲晏行》，字字皆是對民生疾苦與亂世時局的記錄。

　　全詩共分五層，前四層各四句，末兩句收束全篇，脈絡清晰且情感層層遞進。開篇兩句“歲雲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雪中”，緊扣“歲晏”題眼，既點明年末時節，又勾勒出瀟湘與洞庭湖一帶的景象——北風呼嘯、白雪漫天，瞬間爲全詩奠定了天寒地凍的淒涼基調，也爲後續描寫時事埋下伏筆。緊接着，“漁父天寒網罟凍，莫徭射雁鳴桑弓”將鏡頭對準底層百姓：寒冬裏漁翁的漁網凍得無法使用，世代擅長射獵的莫徭人（據《隋書·地理志》記載，此爲長沙一帶少數民族，自稱先祖有功免役），只能拉開桑木弓射雁謀生。這兩句不僅展現出百姓生活的窘迫，更藏着詩人對他們的深切憐憫。

　　首四句的淒涼景象過後，詩人將筆觸轉向更廣闊的民生困境：“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太傷農”。據《舊唐書·代宗紀》記載，前一年（767年）因軍糧短缺，朝廷曾削減京官職田、徵集百官錢財充軍，彼時米價飛漲，百姓難以爲繼；如今豐收本應是好事，米價暴跌卻又釀成“穀賤傷農”的悲劇。一“貴”一“賤”，無論豐年歉年，受苦的始終是農民。更令人心寒的是“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柚茅茨空”的對比——騎着高頭大馬的達官貴人早已喫膩酒肉，而辛勤耕織的百姓，連織布機與茅草屋都被搜刮得一無所有。鮮明的反差間，統治階級的腐朽與人間的不公被揭露得淋漓盡致，詩人對百姓的同情也愈發深沉。

　　視線從耕織百姓身上移開，詩人又針對莫徭射雁的舉動發出勸誡：“楚人重魚不重鳥，汝休枉殺南飛鴻”。楚地（今湖南一帶）百姓向來偏愛魚蝦、不重禽肉，莫徭人射雁既換不來收入，更是白白殘害鴻雁性命。“汝休”二字語氣沉鬱，既是對鴻雁的同情，更讓人聯想到“哀鴻遍野”的人間慘狀。而“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一句，更是將民生苦難推向極致——“租庸”本指唐朝“租庸調”賦役制度（丁納粟爲租、不役者納絹爲庸、納綾綿爲麻爲調），此處卻代指所有苛捐雜稅。詩人以“況聞”表遞進，道出百姓爲繳賦稅，竟不得不忍痛賣兒鬻女，官府的橫徵暴斂已然到了令人忍無可忍的地步。

　　在刻畫完百姓的生存絕境後，詩人將批判的矛頭指向朝廷的錢幣政策：“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鉛錫和青銅”。唐初曾嚴令禁止私人鑄錢，規定“盜鑄者身死，家口配沒”（《舊唐書·食貨志》）；可到了此時，官府卻縱容地主商人在青銅中摻鉛錫私鑄錢幣，牟取暴利。“刻泥爲之最易得，好惡不合長相蒙”一句滿含憤激與諷刺——用泥土做錢模本就簡單易得，如此縱容私鑄，讓好錢與壞錢長期混雜，坑害的終究是百姓。詩人通過今昔政策對比，直言不諱地抨擊朝廷的不作爲，字裏行間皆是對百姓疾苦的深切關注。

　　全詩最終以“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何時終”收束。“萬國”泛指各地，“畫角”是軍中報時的樂器，聲音哀厲高亢，此時卻成了戰亂的象徵——天下處處城頭吹起淒涼畫角，意味着兵荒馬亂從未停歇。詩人以問句收尾，既是對“哀怨曲調何時停止”的追問，更是對“亂世何時終結”的憂慮，將個人所見昇華爲對整個時局的深切擔憂，與開篇的淒涼景象形成呼應。

　　杜甫向來擅長以七古寫時事，常將家國命運與民生疾苦融入紀行詠懷之作。《歲晏行》便是典型——“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柚茅茨空”“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何時終”等句，以簡練語言濃縮了封建社會階級對立的本質，以及百姓在戰亂中的悲慘境遇。他以詩爲史，既保留了對時代的真實記錄，又飽含深沉的人文關懷，其思想內容的廣度、情感的深度與敘事藝術的高度，在古典詩歌中堪稱典範。

此詩寫於大曆三年（768年）之後，是杜甫在生命的最後三年移家於舟中，漂泊在長江湘水上的詩作。安史之亂以後，唐朝時局仍一片混亂。唐代宗大曆三年春，杜甫已五十七歲，攜家人從夔州（今重慶奉節）出三峽，這年冬天（題中“歲晏”即歲暮）來到嶽州（今湖南嶽陽），作此詩以記途中見聞。

《歲晏行》是一首七言古詩。此詩先記敘歲暮風雪嚴寒，感傷湘中以漁獵謀生者的不易；接着感嘆百姓因賦稅沉重而賣兒鬻女，再哀嘆民窮財盡、惡錢氾濫而官府不加禁止，最後借城頭畫角之聲抒發自己的無窮憂時哀怨。全詩內容豐富，語言簡練，藝術上運用鋪敘和對比的手法，結構上回環往復，變化多端，表達了濃濃的憂國憂民之情，充分顯示出杜詩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