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赴荊南寄別李劍州

此詩作於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年）。李劍州當時任劍州刺史，是位有纔能而未被朝廷重用的地方官。前一年，杜甫到過那裏，和他有交往。這年，杜甫準備離蜀東行，寫了這首詩寄給他。

杜甫這首七律，堪稱突破律詩體裁侷限的典範。通常來說，律詩受聲律對仗的嚴格約束，很容易寫得呆闆平緩、柔弱拖沓——劉熙載在《藝概·詩概》中就曾指出：“聲諧語儷，往往易工而難化。”但這首詩卻截然不衕，筆勢舒展自如、開合靈動，每一句都立得住腳跟，各聯之間又貫通無滯，在縱橫揮灑的氣勢中，還暗藏着細密連貫的文脈，盡顯匠心。

　　詩歌前半部分聚焦李劍州，既熱忱讚頌了他推行教化、移風易俗的政績，也爲他沉淪劍州、未能得志封侯的遭遇鳴不平。詩人以“高義”與“寥落”爲核心生髮感慨，讓讀者對這位困守州郡的賢纔，更添幾分惋惜之情。這部分巧妙化用了兩個典故：文翁治蜀的政績千古流傳，用來比擬李劍州任劍州刺史時的作爲；而終身未得封侯的李廣，恰好與李劍州衕姓，典故的貼合度極高。但詩人並未止步於“貼切”，而是在“文翁能化俗”前冠以“但見”，在“李廣未封侯”前加上“焉知”——這兩個詞一呼一應、一開一闔，以靈動動盪的筆法點活全篇，宛如畫龍點睛，讓詩句瞬間煥發生機。更難得的是，歷史上的李廣始終爲自己戰功赫赫卻未獲封侯而耿耿於懷，終身引爲憾事，而詩人在這裏宕開一筆，寫下“焉知李廣未封侯”，既改造了舊典的內涵，又註入了全新的思想，讓詩歌的立意更上一層樓。不難看出，杜甫將七言歌行中那種縱橫馳騁的筆意，創造性地融入律詩體裁，就像他在《醉時歌》中寫下的“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與這首詩有着異曲衕工的磅礴波瀾。

　　詩歌的後半部分，詩人轉而抒發自身的身世之感與離別之愁，境界更爲開闊，感慨也更爲深沉。這部分完全從虛處着筆，描繪的是自己即將赴荊南途中的想象之景：路經灩澦灘時，見瞿塘峽風濤險惡；行至江漢間時，見煙波浩渺、水天相連。詩人沒有直白訴說自己晚年飄零的窘迫，而是以“一釣舟”與“滄浪”、“雙蓬鬢”與“灩澦”形成鮮明對照，勾勒出一幅扁舟出峽的生動畫面。若將這兩句視作“詩中有畫”的典範，用杜甫《登嶽陽樓》中“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來詮釋其意境，可謂十分貼切。尾聯以“仲宣樓”點明抵達荊南後的境遇：詩人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所處的亂世與坎坷命運，即便到了荊南，也終將如當年避難荊州的王粲一般，寄人籬下、無枝可依。此時回望蜀中、思念故人，又想到兵戈阻隔、相見無期，心中更添四顧蒼茫的悵惘，百感交集難以言說。

　　整首詩的脈絡極爲貫通：從李劍州的境遇切入，轉而抒發自身情懷，最後又由離別之愁兜轉回對故人的牽掛，起承轉合自然無痕，毫無生硬割裂之感。杜甫這類詩作，往往開篇劈空而來，既挺拔有力又沉鬱厚重，自帶籠罩全篇的氣勢。寫到第四句時，彷彿要說的話已然道盡，可到了五、六兩句，卻忽然轉入新的意旨、開拓出新的境界。而結尾處又從不一瀉無餘，總是餘韻縈繞，與開篇遙相呼應，使得全詩氣脈貫通、神完氣足，情韻悠長耐人尋味。

　　杜甫七律的核心風格，正在於能在全篇營造出磅礴飛動的氣勢，而這種氣勢又與精密規整的詩律完美融合、水乳交融。所謂“工而能化”“中律而不爲律縛”，這首詩正是最鮮活的例證。

《將赴荊南寄別李劍州》是一首七言律詩。詩的前四句主要寫李劍州，真誠地歌頌了他“能化俗”的政績，併爲他不受重用而鳴不平；後四句分敘寫詩人的身世之悲和離別之情，意境更大，感慨更深。全詩由感嘆故人境遇落墨，繼而寫到詩人自己，再由離別之情，寫到對未來的預測，脈絡清晰、一氣貫通，起結有致、關合無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