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麥行

杜甫因戰亂於唐肅宗乾元二年（759年）歲暮來到成都，沒想到蜀中社會亦不安寧。史書對吐蕃等這年侵擾隴蜀的時間記載不詳，而從杜甫寫的這首詩來看，當在夏收五月間。當時正是麥熟時節，吐蕃、党項、奴刺等的貴族統治者即武裝其部族前來搶收。當地農民們辛辛苦苦地從初冬忙到初夏，勞動所得的果實被一搶而空。他們不但掠奪農作物和財產，還掠擄丁壯，侮辱婦女。這就使人民落到了難於生存地步。但是，由於抽調兵力全力對付安史叛軍，當地駐防唐軍既少，又疲於奔命，不能保護人民。當時，杜甫在成都尹、東西川節度使武幕中任參謀，比較瞭解情況，有感於此，便寫了這首可補史書不足的《大麥行》。

此詩的開頭兩句很像漢桓帝時的童謠“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一下子即描繪出一幅農村荒生的悲慘圖景，典型地反映了當時唐代的社會面貌，其概括力是很強的。首句“大麥千枯小麥黃”典型地勾勒出當時農村一片荒涼的景象，顯示了當時農民的困苦境況。“婦又行泣”，反映了當地婦女所受凌辱之痛。“夫走藏”，反映了當地男人不堪擄掠之苦。問題是誰給人民造成如此深重的災難，詩人緊接着便正面地作了交代：“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鐮胡與羌。”這兩人以感嘆驚訝的語氣說：在這東至集壁西梁大地區中，試問誰在收割麥子呢？還不是外來的胡人和羌人！此句言寇擄掠範圍之廣，充滿着對敵寇的仇恨。詩人抓住“腰鐮”收割這一典型現象，揭露了“胡與羌”侵擾內地的罪行，使其姦淫擄掠之慘狀再現於眼前。這就充分地表露了人民對“胡與羌”的憤慨，也隱隱指斥了唐王朝的衰落而不能安邊。爲詩過渡到下面的議論和感嘆作了鋪墊。

　　詩的後半篇，“豈無蜀兵三千人，部領辛苦江山長”兩句，是傷蜀兵疲憊，鞭長莫及，無力制止“胡與羌”的侵凌。“三千人”，指調發援救集、壁、梁、洋四州，去山南西道一帶逐寇的蜀兵，不是說蜀地駐軍總共只有三千人。“豈無”二字含有諷刺之意，謂唐王朝失德敗政，內亂不已，處處設防，軍力分散，用於禦寇的兵力已經沒有多少了。這就寫出了當年蜀中逐寇中衆寡相懸、賓主不敵之勢。這兩句字裏行間流露出詩人對“部領辛苦”的深切同情，從而終於代爲他們說話：“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歸故鄉。”這就說出了蜀兵和廣大人民的願望，表達渴望安定和平的心情。爲此結束全篇，言外無窮剴切，既含蜀兵因人少疲憊，難於與黨項、吐蕃爭鋒，不願白白送死，而盼望還鄉生產的意味，也說出了“走藏”之夫的典型心理，他們因怕抓去當兵而逃離鄉土，不能不盼望還鄉。顯然，這殿後兩句可以說最真切地寫出了當時蜀中人民望治厭亂的情緒。所以，浦起龍認爲這首詩，實際就是一首“代爲遣調者之言”的《麥謠》，指出仇兆鰲認爲這詩是杜甫自已“思東歸以避之”，爲“了無意味”（見《讀杜心解》），是很有見地的。

　　這首詩是一篇敘事之作，在藝術上的特點是全用白描，無一藻飾詞語，詩短小而精悍，充分表現了詩人關心國事，同情人民的情感，可以說是毫不牽強地寓感慨於敘事之中的，讀後耐人尋味，有一種語淺情濃之感。詩的最後情感強烈，而有節制，使用“安得”二字，巧妙地把美好的願望和難得”的現實對照起來，欲抑先揚，欲摘故縱，比平鋪直敘的渲染或誇飾，更具感人的力量。當然，這種撼人的藝術手法是詩人從《詩經》中取得借鑑的。如《詩經·衛風·伯兮》中的“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就是明知丈夫不能回還，而偏想以物療憂，以表達不能忘優的一種手法。這裏，詩人明知“蜀兵”和“走藏”之夫不可能迴歸故鄉，而偏要說“如鳥有翅”、“託身白雲”，深層次地表達了廣大人民對朝政的失望之情，其意味不僅是深長的，而且在藝術上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

《大麥行》是一篇短小的七言歌行。此詩通過寫胡羌統治者武裝其部族來搶收糧食之事，表達了詩人對亂世百姓的深切同情。全詩不用藻飾，全用白描，短小精悍、語淺情濃，將詩人關心國事同情人民的情感，毫不牽強地寓於敘事之中，亦深層次地表達了廣大人民對朝政的失望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