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 · 麗辭

自然所賦予的形體、肢體都一定是成雙成對的，這是造化的作用，它說明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人的心思需要表達因而產生了文辭，創作文辭多方面的裁剪考慮，高低上下相互配合，自然便構成對偶。唐堯、虞舜的時代，文辭還沒有很講究文采，而皋陶就曾經贊助虞舜出主意說：“罪過大小不能確定的就從輕處理，功勞大小不能確定的就從重獎賞。”益也曏夏禹貢獻意見說：“自滿的招致損失，謙虛的受到益處。”這些難道是有意造成的對偶嗎？不經意自然相對罷了。《易經》中的《文言》《繫辭》，是聖人精思的表現。序述《乾卦》的元、亨、利、貞這“四德”，就字字相對；講到衕類互相感應，例如“雲隨從龍，風隨從虎”，就是字字都相駢儷；講到天地的道理簡要平易，就非常婉轉地相互承接；說的“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就是隔行隔句遙相對仗。雖然這些句子的字數不一樣，可是用意構成對偶卻是一致的。至於《詩經》的作者在作品中相對偶的章句，東周列國士大夫在外交上應對時使用的聯偶的言辭，有單句有偶句，都適應內容變化的需要，不用勞費心思去安排經營。自從揚雄、司馬相如、張衡、蔡邕推崇華麗對偶的文辭，大加運用，如宋人的講究畫畫，吳人的講究鑄劍一樣，註意文辭的雕飾，所以在他們的作品中，駢儷的句子與豐富的文采一起流傳，對偶的意思和超逸的聲韻一起顯耀。到了魏、晉時代的許多作者，造句更加精密，聯綴字詞，情趣配合，講究對仗，辨析毫釐。然而契合時機用得適當的纔巧妙，浮泛造作的沒有效果。
駢儷對偶的體例，大概有四種：言對是容易的，事對是困難的，反對是優，正對是差的。言對，就是對偶的雙方都用抽象的言辭而不用事例；事對，就是並列舉出人事證驗的事實；反對，就是事理相反而又旨趣相合的對偶；正對，就是事實不衕而意義相合的對偶。司馬相如的《上林賦》中說：“在禮儀的殿堂上修飾，在書圃之中翱翔飛舞。”這就是屬於言對這一類。宋玉的《神女賦》中說：“美女毛嬙用袖遮着臉蛋，自愧不夠標準；美人西施以手掩着面龐，相比沒有光彩。”這是事對這一類。王粲的《登樓賦》說：“楚人鍾儀被晉國幽禁爲囚，仍然彈奏楚國的音樂；越人莊舄在楚國做大官，猶尚吟詠越國的歌曲。”這是反對這一類的。張載的《七哀詩》說：“漢高祖懷念家鄉的枌榆社，光武帝思念故鄉的白水縣。”這就是正對這一類的例子。只要把心裏話組成對偶就行，這就是言對之所以容易的原因；事對要考驗一個人的學問，所以它就比較困難；鍾儀和莊舄雖然一個幽囚一個顯達，但他們不忘故國的志氣卻是相衕的，所以反對是好的。漢高祖和光武帝都很榮貴，思念家鄉的感情也相衕，所以說正對是差的。事對也有正對和反對的區別，按照各類來考求，各種各樣的對偶自然看得清楚明白了。張華的《雜詩》說：“遠遊的大雁比翼飛翔，歸去的鴻雁連翅而飛。”劉琨的《重贈盧諶詩》說：“孔子聽曉捕獲到了麒麟很悲傷，孔子聽說在西郊狩獵到了麒麟而哭泣。”像這類意思重複的句子，就是對句中重複多餘的部分。
因此言對是美好的，好在對得精緻巧妙；事對是好的，好在用事公允恰當。倘若兩件事情相配對偶，而一好一壞優劣不相稱，那就像駕車，把千裡馬套在馬車的左邊作驂馬，把劣馬套在馬車的右邊作服馬。至於要是隻有孤零零的一件事情，沒有可以相配對的，那就像夔只有一隻腳一樣，只能跳着走路了。倘若文意氣勢毫無創新之處，文辭缺乏新異的文采，只是些平庸的駢儷之辭，那就只能使人看了昏昏欲睡。因此，一定要使對偶的句子文理圓通，事義周密，像雙聯的璧玉呈現文采，共衕放在一篇文章裏。再加上交錯地運用奇句和偶句，像用各種佩戴着的玉石來調節它，這纔算是可貴的。類似這樣去思考，怎樣用對偶的道理自然就明白了。
總結：
事物的生長自然成雙成對，文辭的運用也往往對偶。創作中能上下左右兼顧，精義與韻味就能共衕表現。像光彩閃爍並聯的花朵，如明鏡照物含有千姿百態。玉石的光澤和聲韻雙雙傳流，如那佩戴着的美玉雜佩。